●力挽狂澜的“周圣人”

周恩来与杨虎城是历经风雨考验的挚友。杨虎城出身贫苦的佃农家庭， 早年思想进步，投奔孙中山闹革命，参加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非常同情共产党，曾想方设法保护过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前，他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即西北军）司令。在民族危亡和共产党政策的影响下， 1936 年 12

月 12 日，他与张学良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并请求共产党派代表前来共商救国大计。

周恩来到西安后，杨虎城负责他的安全和生活。第二天，周恩来同他谈了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以及和平解决的方针。杨虎城听后十分诧异， 原估计共产党一定会借机报复蒋介石十年的血海深仇，没料到主张和平解决。但他对释放蒋介石非常担心，认为蒋介石是一个毫无信义的人，如果释放他，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他在听到周恩来的全面分析后，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说：“共产党完全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置国共历史深仇于不顾， 令人十分佩服。我愿与张司令同中共一起力促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没有听从周恩来的劝告，悄悄送蒋介石回南京，遭到审判和关押。风云突变，西安古城处在极为复杂的局势之中。在南京政府的政治分化和军事压力下，西安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围绕对南京政府的和与战问题，生了分歧和斗争。两派都争取杨虎城站在自己一边，杨

虎城处境艰难，思想斗争非常激烈。

为了缓解矛盾，取得共识，周恩来与杨虎城频繁接触，不厌其烦地帮助他分析形势，认清和平解决的光明前途，并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向南京政府发出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扣押张学良和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同时，还共同协商组成由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的联军。拟定了作战计划，部署了迎战态势，以防万一。

1937 年 1 月底，由于南京方面的进逼，西安内部的主战派活动更加激烈， 使杨虎城的主和思想发生动摇。杨虎城曾对其部队内部的共产党员南汉震说：“张司令到南京回不来了。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还可以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从蒋介石的为人看，和平解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告诉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表示：“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你们和张先生，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给你们全力支持。”大家议论后，觉得共产党一片真诚， 一致同意主和。周恩来还提醒大家说服部下，加强团结，共同对付来自南京政府的压力。

可是，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出于对张学良的感情，还是枪杀了主和的王以哲将军。顿时，和与战的矛盾又被激化。面对严峻形势，周恩来沉着、冷静、迅速而果断地帮助杨虎城采取稳妥的善后处理措施：一方面，去王以哲将军家里吊丧，安慰家属和广大主和派将士。另一方面，又把主战的孙铭九等转移出去，保护起来，避免了一场内部厮杀，从而保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事后，两派都感谢周恩来，杨虎城叹服地说：“周恩来不愧为‘周圣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出国考察。这时，抗日战争打响了，他为了投身全民族抗战，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提前回国，但遭蒋介石软禁。周恩来深表同情，无时不惦念这位诤友，只要有机会就向社会呼吁，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

1945 年秋，国共重庆谈判时，周恩来专门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张学良、杨

虎城的要求。1946 年 12 月，在延安召开纪念西安事变 10 周年的大会上，他深刻论述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历史功绩，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获得人民的谅解和拥护，也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胜利已经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囚了 10 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

1949 年底，周恩来获悉杨虎城一家四口在重庆被蒋介石杀害的消息，心情万分悲痛，眼泪夺眶而出，井指示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立即赶赴刚解放的重庆，通过办理丧事，揭露蒋介石的残暴罪行。

1961 年 12 月，为纪念西安事变 25 周年，周恩来邀请杨拯民、张学思（张

学良之弟）等 20 多人，在北京饭店共同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周恩来在会上再次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意义，表达了对张、杨两将军的怀念之情。席间，周恩来泪流满面，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 年了， 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而落泪呢？”在坐的人心情十分沉痛，张学思说：“张、杨两将军是共产党的好朋友，为国为民流血尽力。共产党，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如此重视、关心，作为张学良的弟弟，我首先感谢周总理的关怀，同时向社会呼吁，逼

迫台湾当局早点释放我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