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卫兵晓之以理，导之以行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1966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热烈支持红卫兵的行动。此后，红卫兵运动弥漫全国，毛泽东多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

的红卫兵。红卫兵由于得到了最高统帅的恩宠，趾高气扬，目无法纪，在全国范围内搞大串联，“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冲击各级党政文化机关，破“四旧”、毁文物， 以及抄家、体罚、游斗，打、砸、抢，成为大乱全国的一股祸水。

为了限制红卫兵的胡作非为， 1966 年 8 月下旬，周恩来指示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营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 8 月至 12 月，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 40 次

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则更多，有的会谈长达 4 至 5 个小时，有些会议通宵达旦。

为了制止红卫兵乱打乱斗的行为，周恩来告诫他们：“开枪杀人不难，只要瞄准就行。用拳头伤人也不难，只要有蛮劲就行⋯⋯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他的这番话旨在启发红卫兵要文斗，不要武斗。当红卫兵逼迫周恩来交出陈毅和其他几位副总理时，他巧妙地利用红卫

兵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说：“陈毅和其他副总理的确曾背离毛泽东的路线， 但现在已经承认了错误，他们在毛泽东身边，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应该给他们时间以观后效。”这样，既考虑红卫兵要揪斗陈毅等人的心态，又道出了他们不能揪斗陈毅等人的原因。

当红卫兵包围宋庆龄的住宅、嚷着要剪她的长发时，周恩来立即召集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开会，耐心他说服他们放弃这种无理的意图。他说：孙夫人自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未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国外，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大了， 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 10O 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周恩来的讲话措辞委婉，态度坚决，有效地避免了红卫兵对宋庆龄的伤害。

对于红卫兵提出的一些幼稚可笑甚至荒唐至极的问题，周恩来也能耐着性子跟他们讲道理。例如，上海的红卫兵要求揪斗 1 万名资本家，他出面制止：“我们国家很强大，没有必要这么干。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不是消灭人的肉体。”

周恩来不仅以强忍克制的态度与红卫兵说理辩解，而且以特有的耐心千方百计地引导红卫兵按党的政策办事。他在与红卫兵的约见和座谈的讲话中，一再声明：建国以来的 17 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一分为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并不等于“黑帮”，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他谆谆告诫红卫兵：“不能说全国的大学、中学所有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说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

为了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周恩来不惜屈尊下移，不顾大国总理的身分，向那些黄口小儿进行苦口婆心般的劝说，足见其事业至上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