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奠基石

周恩来不但主张同亚非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也愿意在这一基础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关系。即使对于当时敌视中国的美国，他在 1954 年也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和平共处”，但美国必

须“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 1955 年 4 月 23 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向记者发表的著名声明中明白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在与会国中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 4

月 26 日被迫做出了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表示。

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 15 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两国互不承认，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并且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方面在长达 15 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提出过一系列合情合理的建议和方案，只是由于美国不愿意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而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直到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美国由于在国际战略形势中日益处于不利的地位，才不得已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

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多次表示要与中国接触，示意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作为恢复接触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同意美国大使会见中国驻波兰代办，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于 1970 年 1 月

20 日宣告恢复，在当日的会谈中，美国政府表示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中方表示：中国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这些会谈可以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此后不久，周总理又利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之机表达了上述意见。同年 10 月下旬，尼克松分别向正在访美的叶海亚总统和齐奥塞斯库总统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愿意派一个高级使节秘密访华。1971 年 4 月 21 日，周恩来给美国政府一个口信，表示愿意接待美国特使例如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交谈。

1971 年 7 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和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来访，是中美两国打开关系最初阶段所进行的高级外交谈判，事关此后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和全球的战略格局。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讨论解决中美两国的分歧，是这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周恩来一直坚持：只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平等协商，才能达成谅解。他在同基辛格第一次会谈中，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的这一立场，并表示：中美双方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寻求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通过追述美国敌视新中国的历史，周恩来雄辩地指出，正是杜鲁门、杜勒斯等执行的反共反华和“两个中国”的政策， 造成了两国间的长期隔阂，也使美国陷入孤立处境。由于同样的原因，中美

大使级会谈虽然举行了 136 次会议，却未能解决两国间的根本问题。周恩来还以苏联干涉中国内政造成中苏关系对抗为例，强调要使中美关系正常化， 双方必须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由于周思来的倡议和坚持，双方签署的《上海公报》明文载人：双方同意，各国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里虽然未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词，但实质内容相同。即是说，自 1955 年以来，中国在中美关系中一直主张的这五项原则，终于在《上海公报》中得到了确定。历史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美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唯一可靠的奠基石。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会谈。虽然他们是第一次相识，但尼克松从许多事情中发现，周恩来具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即对琐事非常关心，但又不拘泥于琐事之中。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壮、魁梧，穿着整洁，精神饱满。“周恩来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听的，包括我在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亚美利加》。”谈判期间， 双方约定第二天去参观长城，这时周恩来离开会场一会儿，尼克松估计他出去打电话，通知有关部门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这些，足见周恩来不但事无巨细必躬亲，而且精明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