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要“有所为，也何所不为”

周恩来说过：“策略是根据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但策略又是为着实现基本方针的。”宣传策略也要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和条件，灵活变通，有的放矢。蒋介石在抗战不同时期的表现是有差异的，反映在宣传上就要有分寸。当他的进步性占主导地位时，应该鼓励和援助他；当他的反动性占主寻地位时，应该揭露和抵制他；当他动摇于两者之间时，应该一面团结一面批评他。只要他不撕破脸皮，我们在宣传上就要留有余地。

抗战时期，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宣传主要是通过报刊进行的。但是，周恩来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周恩来提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办报方针，凡报道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胜利斗争、揭露国内外反动派破坏抗战阴谋的消息，就坚决“有所为”；超出这个限度或一时不便报道的消息，就“有所不为”。国民党找不到查封的借口， 就能守住这块阵地。《新华日报》在大后方合理合法地存在下来，并一直公开发行，成为蒋介石的“心病”，但他却无可奈何。

周恩来还要求西南地下党向中间派约稿，这样做，既可以动摇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也可以形成公开宣传的多线纵深配置。对于“有所不为”的内容， 周恩来组织多种形式进行秘密传播，以弥补公开宣传的局限性。蒋介石看到人心难收，对共产党的宣传很是恼火。

1941 年 5 月，日本侵略军对山西中条山地区突然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

党军队疏于防备，损失了 7 万兵力。《大公报》为掩盖败绩，在社论中竟将失败原因说成：“18 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

第 18 集团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篇社论实际上是在指责八路军“坐山观虎斗”。周恩来看到这篇不负责任、信口胡说的社论，极为不满，

当天晚上就写信给《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和王芸生。指出：“我可以负责地转告贵报，贵报所载并非事实”，过去“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在中条山站得住， 不就是我 18 集团军在晋东南反扫荡的战果吗？”这次“你们《大公报》和中

央社都报道了太行山晋北我军对敌激战，而这些地区只有 18 集团军，这些杖

不就是 18 集团军打的吗？”“山西不只有中条山，还有太行山、五台山、吕

梁山，不就是因为我 18 集团军控制了这些地区，才牵制了敌人不敢渡黄河吗？”最后，他告诫《大公报》的主编们：“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希望“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以正视听。”

《大公报》没有理由不刊登周恩来的信。随之，《大公报》刊登了这封信，实际上等于纠正了前次的报道。毛泽东从报上看到了这封信，立即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称赞：“这封信写得很好！”

当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还有一位同志写了篇揭露国民党阴谋的稿子， 送给周恩来审查。周恩来看后，觉得四面出击，没有抓住要害，便打了一个比喻来启发他：“一个猎手的枪法好坏，不在于他一下子打出了多少发子弹， 而在于他是否能一枪命中靶心。”

周恩来做宣传工作，就能抓住事情的本质，一枪中的。宣传工作做好了， 共产党的主张和影响日益扩大，深入人心，等于是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国民党虽然感到很头痛，但又无可奈何，只好默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