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天候”工作的总管家

如果说，世界上真有不知疲倦的人，那么，周恩来就是一个。他被外国人称为“全天候总理”，被看作中国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代表。

周恩来从新中国诞生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担任共和国总理长达 26 年。他始终工作繁忙，常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有时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他通常是清晨 5 点钟才开始睡觉，8 点钟以前又得爬起来。办公室里，各种硬皮文件夹子早已排好了队，秘书们急切地等待他批阅，直到上午 10 点才能把这些电报和急办文件处理完，接着便约各部门负责人谈话，以及接见外宾。晚上在西花厅的院子里散步，也只走三五分钟。他的秘书们异口同声他说： “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亲眼看到了总理忠心耿耿为国家、为人民工作的情景。这情景对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用呕心沥血四个字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的。”

周恩来是中央常委、军委副主席、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党和国家机关、人大、政协、群众团体的大事，都往他这里报告。总理办公室设有 20 多个秘书，每个人分管几条线，这么多秘书对着他一个人“轮番作战”，他能不累吗？何况他还要亲自主持各种会议，接待外宾，会见各方面人士，或约人谈工作。周恩来每天晚上再回到办公室，秘书们又是抢着递文件，都强调自己的文件重要，希望早点出手，因为身后还有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们催着回话。

周恩来总是太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更忙了。许多副总理和部长被打倒了，担子都压到他肩上。林彪、四人帮只管抓“政治”、搞运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事，就叫他顶着，光是几亿人口吃饭的问题就不容易解决，何况还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处理，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不久，他感觉房间里的空气不好，原来是患了心脏病。继续工作随时都

可能发生意外，邓颖超让医生在他的上衣口袋里装一瓶硝酸甘油，这个瓶子也就成了他连续工作时不可缺少的“办公用品”。

他没日没夜地干，可工作就像奔腾不息的长江大河一样，总也不断流。晚年，他病卧床上，也把文件抱来，背靠在床头上，两腿弓起来，把文件放在腿上批阅。卫士看了不忍，找来一块木板，做成一张小桌，一边高，一边低，呈斜面放到床上，这张小床桌也就成了他不可缺少的办公用具。

如今，小药瓶和小床桌已成遗物，都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着，见物思人，记忆犹新，谁都为人民总理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

周恩来忘我工作时，连邓颖超劝他休息也不起作用。邓颖超只好请警卫人员每隔几分钟就往室内看一眼，看他是否还在那里工作，免得发生意外。他身边的秘书、医生、警卫员、服务员、炊事员和司机心急如焚，经过反复酝酿，决定联名给他写张大字报。大字报写着：

“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我们从党和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强烈要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叶剑英、李先念、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许多中央领导人看了这张大字报，忍不住掉泪，表示坚决支持，在上面签了名。周恩来对群众的意见历来十分尊重，这份大字报的强烈无产阶级感情使他深受感动，便在大字报下面工工整整地写上：“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

可是，他毕竟年逾七旬，加上晚年患了膀胱癌，病情不断加重，按理， 他应该完全休息，进行治疗。但“文化大革命”的现实使他不能够休息，他就把有限的生命，完全倾注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了。

从 1974 年 6 月 1 日住院到 1976 年 1 月 8 日逝世，周恩来做过 6 次大手

术、8 次小手术，输血输液达 100 多次，体重由 130 斤下降到 80 多斤。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身体还能支持就继续工作。这段时期，他约中央负责人谈话 161 次，与其他方面人士谈话 55 次，接见外宾 63 次，离院开会 48 次，其中，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坚持作完了《政府工作报告》。一个身患恶性肿瘤的人要做到这些，该付出多大的精神和体力啊！

弥留之际，他向警卫秘书张树迎请求：“我很疼，我能嚷嚷吗？”可是， 他把张树迎的手抓疼了也没有喊出来。这就是周恩来的品格，他始终保持着严格要求、完善自我的形象。在生命垂危之际，他一边喘气，一边对医疗组长吴阶平说：“我这里没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同志吧！”这是他离开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依然闪着熠熠光辉。

“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对于周恩来来说，是受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