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内瓦会议上

1954 年 4 月 26 日至 7 月 21 日，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以及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其他交战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印度支那的停战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到达了日内瓦。当周恩来矫健的身影出现在机舱门口时，人群中一阵骚动。记者们纷纷拥上前，周恩来那端庄的风采和潇洒的举止一直是几百名记者抢拍的焦点。新中国第一次派出的大型代表团，十分引人注目。新中国的外交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始走向世界。

周恩来对日内瓦会议的总构想是：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促进国

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为此，他与蓄意破坏会议的美国进行了坚决斗争，对有中立倾向的老挝、柬埔寨王国政府则采取和解政策。

老挝和柬埔寨的王国政府在谈判中虽属西方阵营，但它们追求的目标与美国是不同的。美国所追求的是把老、柬纳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以便把这两个国家变成它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一个环节。为此，美国需要战争的继续来使老、柬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而老、柬两个王国政府所关心的却不是“全球遏制共产主义”，它们所希望的不过是不受威胁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只有当它们不能和平中立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时，才会寻求美国的保护。这种和平中立倾向，对美国的企图不能不是一种打击。如果中国和越南在日内瓦会议上一味追求不现实的印支联邦或印支革命化的目标，必定致使谈判破裂，战争扩大，即实际上是打击了老、柬的中立倾向，迫使它们倒向美国；反之，如果采取现实主义政策，使战争停下来，就能加强老、柬的中立倾向，使它们摆脱美国，同中国和越南和平共处。这不仅有利于中越两国的安全和东南亚的和平，也向该地区其他国家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愿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诚意。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当谈判在老、柬问题上陷入僵局时，周恩来于 6 月

16 日在会见艾登时表示：“我们愿意看到老、柬成为东南亚型的国家，即像印度、缅甸、印尼那样的国家。”这样，“首先，我们在东南亚就可以和平共处。另一方面，我们不愿意看到老、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因为那将构成东南亚不能和平的因素，这不仅对越南不利，而且也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这种和平共处的诚意果然加强了老、柬两国的中立倾向。在 6 月 18

日的会议上，当美国代表罗伯逊表示“不能接受周恩来 6 月 16 日建议，因为它在柬埔寨与老挝集结区的组成问题上留下了疑问”时，老挝代表萨那尼空当即发言，认为“中国的建议可以作为工作基础，因为它包含了有益的因素，老挝方面不作任何根本性反对”。老、柬的这种中立倾向，是美国最终未敢公开破坏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应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冒着热带的酷暑，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分别与印缅两国总理重申了不久前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写进《中印会谈联合声明》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他曾明确表示：“特别希望在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中运用这些原则。”

由于周恩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提出的解决方案，尊重了老、柬两个国家的民族权利，因而它们接受了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本国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美国势力进入印支、扩大战争的可能，为这一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创造了基本条件。

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和平共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说， 1953 年底他接见印度代表团首次提出这个原则时，考虑的还主要是处理中印这两个“接壤大国”的双边关系的话，那么，通过日内瓦会议的实践，他就明确地感到了这些原则作为指导整个国际关系和解决各种国际争端的普遍原则的强大生命力。此后，周恩来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大力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诚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的理解，从而使中国对外关系在 50 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自

1956 年底到 1964 年初，周恩来不辞辛劳，对亚非国家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友好访问，把和平传播到了亚非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