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头烂额，舌敝唇燥

“焦头烂额，舌敝唇燥”，这是 30 年代初期周恩来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而忍辱负重的真实写照。

1930 年 6 月至 9 月，党内发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9 月，周恩来与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依据共产国际 7 月决议案的基调，批评和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会议过后，实际上停止了李立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调动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对立三错误有轻描淡写之误，仅仅把它归结为“策略上的错误”，继续强调“目前右倾还是党内主要的危险”，没有从根本上肃清党内浓厚地存在着的“左”倾错误。

对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开始对不置可否，但随后突然将立三错误升级，指责“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相应地指责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批评，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重新评价，不仅打断了三中全会以后纠“左”的正常进程，而且使中央陷入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困境，党内出现了极大混乱。王明等所谓“28 个半布尔什维克”企图夺取中央的权力， 要求改组中央；一些受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也纷纷起来， 认为党面临着八七会议前夜的情况，也要求改组中央，何孟雄就是其中的典型；还有一些长期以来对中央心存不满的人，如罗章龙、王克全等，这时也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尤其是王明、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国际召开紧急会议，矛头直指三中全会的中央，特别指向了周恩来和瞿秋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中央风潮，处于极度秘密状态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大分裂的现实威胁，正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深知党内一旦出现大分裂将带来严重后果。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种种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他既没作辩解， 也不计较个人的荣辱毁誉，而是忍辱负重，以极大的忍耐态度应付着当时错综复杂的局面，极力维系党内团结。一方面，他努力检讨自己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另一方面又为劝说王明、罗章龙等放弃分裂行为费尽心机。

1931 年 1 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上海召开。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在忍受共产国际代表对他的讽刺挖苦的同时，还在绞尽脑汁盘算着如何使会议有一个尽可能好的结局。

随着会议的进行，王明派和罗章龙派的斗争渐趋尖锐，由于王明有米夫的支持，上台组阁已成定局。周恩来于是一方面表示对六届三中全会承担责任，赞成王明上台；另一方面以极大的耐心调和两派之间的矛盾，尽力消除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他对处于上风的王明派说：“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

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对于罗章龙一派，他也苦口婆心地劝他们顾全大局，不要意气行事，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下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分裂，帮助党渡过这一难关。会后，他又找罗章龙、王克全谈话，恳请他们立即停止分裂党的活动，回到党的这边来，并告诫他们：分裂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当罗章龙一意孤行，公然走上分裂党的道路时，周恩来又为紧急处理罗章龙另立中央和挽救失足同志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尽管内心苦闷，但他仍忍辱负重地担负着中央的繁重日常工作，并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消除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努力使党从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前后的周恩来，在立三路线和王明教条主义之间，进行着“夹缝中的奋斗”。可以说是：工作上“焦头烂额，舌敝唇燥”；心情上“照顾大局，相忍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