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毛泽东当成“孤立的神”

周恩来一生都为在党内建立一种个人与组织、领袖与集体相互关系的正确原则而努力：在党内没有形成稳固的领导核心以前，他强调得多的是集中； 当党内有了稳固的领导核心之后，他强调得多的是民主。他曾经说过，最怕下属讲“请指示”三个字，如果事事都要请示，还要这些下属干什么？他提醒党员：领导的话有些是指示性的，要凛遵不违，有些则不是指示性的，可以讨论和驳难。对领导的话动辄说“完全同意”、“坚决拥护”、“指示正确”，这样的话不如不说，说多了反而有害。

如何对待党的领袖，是关系到党内民主生活的关键。周恩来提出党员对领袖不能像“教徒对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能言”，应“一方面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面时时监督其行动”。

他自己很注意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如在长征中，警卫员魏国禄担任周恩来所在的红军总部作战局党小组的小组长。有一次，周恩来忽然想起一件事， 便问他：“小组长，我们为什么好久没有开小组会？”魏国禄回答：“开过啦，看到首长很忙，没有通知您参加。”周恩来马上批评他：“在我们党内， 每一个人都是普通党员，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党性问题，以后一定要通知我参加。”

有时党内高层领导发生意见分歧，周恩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调和者。百团大战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功过得失的认识上意见不一，发生了一些口角。双方请周恩来做中间人，订立“君子协定”，表示今后要自觉接受组织和同志的监督，不搞意气用事和个人英雄主义。

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写入了党章，毛泽东的声望空前提高，延安的报纸、广播也常有“毛主席、党中央”的提法。周恩来心存芥蒂，担心这样做会把个人置于党组织之上。

1949 年建国前夕，他给青年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演讲，着意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在斗争中不断成长起来的领袖，不能只看他今天的伟大，而不着历史的发展。如果是这样，那就把毛泽东当成了一个无法学习的“孤立的神”，“难道我们甘愿把我们的领袖孤立起来吗？”这个演讲，是周恩来对当时神化毛泽东的做法一个适时而聪明的纠正。

建国以后，毛泽东被更加神化，这使周恩来感到忧虑，因为任其发展下去，势必窒息党内的民主生活，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损失。1956 年，赫鲁晓

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一场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专制作风进行了抨击。周恩来不愿看到毛泽东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便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党内倡导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中共八大就体现了这个倾向。周恩来曾对与会者说：“我参加你们的会议，一进会场就见你们站起来鼓掌，我心里不舒服。⋯⋯因为有了这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当然，这一层不是一道墙，是一张纸。”他还说：“以后，在主席入场时，你们也不必起立鼓掌，这没有什么好处。”

周恩来见微知著，一片苦心：既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又要维护党内的集体领导。但是，毛泽东没有察觉这位知己的“弦外之音”，反而在一伙别有用心的人“热情拥戴”下，逐渐走上“神坛”，终于出现了“文化大革命” 这样不幸的历史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