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朱、毛分歧

朱德和毛泽东，在长达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岁月里，风雨同舟，生死与共，铸造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可谓“朱离不开毛，毛离不开朱”。但在早年，他们也有过分歧，甚至是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朱、毛的争论达到十分激烈的程度，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对于这场关系到红四军前途的争论，周恩来从党和红军的大局出发，从党性原则上进行了调解。

1928 年 4 月，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第一次握手”，组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11 月，红四军举行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军委，朱德任书记。当时还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即前委），军委在前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1929 年 1 月，红四军下山后，军情紧迫，军委与前委显得机构重叠，不便于决策，于是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于前委。红四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领导下，经过半年浴血苦战，开创了赣南、闽西根据地。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前委既管军队，又管地方，难免顾此失彼，遂又决定重组军委，由中央派来的刘安恭任书记。刘安恭上任后，主持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情。此决议一出，前委和军委的矛盾随之产生并扩大。不久，在一次由 41 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上，以绝大多数赞成，通过了撤销军委的决定。

这样，红四军党内在前委领导下还要不要设军委，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并且集中表现为红四军的刨始人朱德和毛泽东的争论。

朱德认为，红四军要有完备的组织系统，就应该设立军委，并指责过去前委太管事了，权力过分集中，包办了下级组织，并尖锐地批评前委领导有“家长制”的倾向。

毛泽东则认为，目前红四军还只是一支 4000 余人的小部队，且处在行军作战时期，需要集中指挥，因此，有前委就不必设立军委，不能因为要成立军委就攻击前委，并指责这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必然导致分权主义。

双方上纲上线，争论相持不下。而在红四军颇有影响的刘安恭和林彪，则分别支持朱德和毛泽东，使这场争论更加尖锐和复杂。

争论产生了戏剧性的结果。1929 年 6 月下旬，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由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毛泽东本来想通过这次会议，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他的意见未能为多数人接受。陈毅在大会上作长篇报告，对朱毛各打五十大板，他批评朱德有“旧军官” 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又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 领导方式。大会重新选举前委，毛泽东虽然还是 13 位前委成员之一，但书记却由陈毅担任。毛泽东落选后，到闽西养病并做地方工作，没有随军行动。

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红四军的这场争论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此时，中共中央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就是周恩来，他是在参加了中共六大后，于 1928 年 11 月上旬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的，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对各地红军和苏区的工作一直很重视，在中央军事部长杨殷被捕后，他亲自兼任军事部长。由于通信的极端困难，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很难及时而具体了解。为了详细了解红四军的情况，周恩来在六月中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要求红四军派一得力的人参加中央军事会议。

8 月下旬，陈毅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专门听取陈

毅的报告，并组成一个由周恩来召集的 3 人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

周恩来对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严肃批评，指出这次扩大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不但不能解决纠纷，反而只有使纠纷加重。最后提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和接受。

陈毅按照周恩来的多次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周恩来嘱咐陈毅说：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这封信被称为中央九月来信，来信指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同时也指出，毛泽东“党管一切”的口号事实上行不通，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应交行政机关去办。

陈毅将中央的指示信送达红四军前委，并召开前委会议予以传达，批评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和八大的错误。随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请毛泽东尽快归队。

月下旬，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在汀州与朱德和陈毅再次相见，三人互相作了检讨。毛泽东问及九月来信出自谁的手笔时，陈毅回答说：“是在周恩来主持下，几个人一起讨论，由我执笔起草的。”毛泽东对自己这位“相见恨晚、相慰平生”的战友，深感佩服和高兴。

两天后，毛泽东即给中央写信，说明自己“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表示“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成不成问题”。

月底，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红军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政治建军路线。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 11 人为委员。

至此，红四军党内有关建军路线的争论有了正确的答案，红四军不仅胜利地渡过了危机，而且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空前团结起来，在新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毫无疑问，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开好古田会议，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如果说毛泽东“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奠定了“党指挥枪”的基础的话，那么，九月来信在确立“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中起了关键作用，并且它以中央名义形成，对其他根据地红军的建设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从此以后，“党指挥枪”作为红军建军原则的灵魂不可动摇地坚持下来，并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