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搭桥，以民促官

周恩来一贯主张，与尚未建交的国家，可先通过文化往来增进彼此间的了解，还可通过贸易上的互通有无以满足双方的需要，这都是为建交准备条件，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我国同许多国家关系的发展，就是沿着这条路走的。

斯里兰卡在 50 年代初期遇到了经济困难，要求中国帮助。当时两国尚未建交，周恩来当机立断，与之建立了优惠的贸易关系，缓解了它的困难。我国因此被对方誉为“患难之交”，双方不久即建立了外交关系。

拉丁美洲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曾经长期被美国视作可以任其摆布的“后院”。周思来一向十分重视这一相距遥远却有共同遭遇的大陆，确定了积极同拉美国家“建立友好联系和发展文化、经济往来，逐步走向建交”的政策。

1952 年 10 月，前来北京参加亚大地区和平会议的智利代表达麦斯蒂， 同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贸易协定。这是中国同拉美国家间第一个贸易协定。周恩来十分重视，在会见达麦斯蒂时麦示，为加强贸易关系，“中国可能在智利设立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智利也可以在中国设立同样的机构。”当达麦斯蒂谈到智利当选总统伊巴涅塞愿同中国建立外交及贸易关系时，周恩来表示中国也有同样的愿望，并阐明了我国的建交原则，不能让台湾“外交代表”继续留在智利。具体做法可由智利主动采取上述行动，然后双方取得联系，商谈建交和互换使节的步骤；如智方这样做有困难，也可由双方驻第三国的大使先取得接触，商谈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周恩来这番设身处地的谈话， 对以后中智关系的逐步发展有积极影响。从 1965 年春中国在智利设立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会商务代表处，到 1970 年两国建交，整个过程都是按照他所提出的原则和设想进行的。

中日民间往来也是从经贸开始的。早在 1952 年，周恩来即指示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主动同参加会议的日本参议员帆足计、高良富和众议员宫腰喜助进行接触，邀请他们访问中国。他们果真来了，一时被誉为“三勇士”，这次访问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一次开拓性的突破。他们在北京签署了中日民间第一笔贸易协定，打通了民间交往的渠道。消息传到日本，得到日本国民的普遍支持。

1953 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促进中日民间贸易的议案。当年，以超党派议员联盟为主的日本贸易三团体组成的代表团来北京，又签订了一个民间贸易协定。

1955 年，中国派出以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为首的一个庞大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不但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而且商定在东京和大阪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

随后几年，中日关系受美蒋牵制，一度出现险恶状态，但周恩来认为中日经济贸易的大势是不可逆转的。

1962 年，在池田内阁暗中支持下，松村谦三于 9 月访华，与周恩来商谈如何开辟半官方渠道。回国后，他同高碕达之助邀集各方企业家，接受廖承志的邀请来到北京。经过友好细致的协商，达成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协议》（简称 LT 贸易），规定了为期五年的综合易货和延期付款进口成套设备等内容。日本通产省和输出入银行也参加进来，形成了半官方状态，从此，中日贸易便在“民间友好”和“备忘录”两条轨道上同时运行， 双方的来往有了显著的增加。

在周恩来“长期积累”的设想下，经过 20 年之久的孕育，中日关系正常化终于开花结果。中国民间外交的巨大成功，凝结着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