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揭露反而对抗战有利

在处理错综复杂的事物时，有时不能在行与止、为与不为、说与不说中作简单选择，还有一个行到什么地步、为到什么程度、说多少适宜的量的掌握问题。

抗战开始时，国民党作了一些抵抗，但也实行了许多错误政策。周恩来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打交道，既对其错误作斗争，而斗争时又善于掌握分寸， 作到了恰如其分。如对待 1937 年 11 月的长沙大火，就是一例。

在日军占领武汉后，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执行蒋介石“焦土抗战” 的政策，听信日本驱兵南下的传闻，下令军警纵火，使长沙毁房 5 万余栋，

近 30 万居民无家可归，有 2 万人被烧死，伤无数，引起民怨沸腾。而国民党的报纸还说这是中外战史上常见的“坚壁清野”，以此掩盖自己张惶失措的举动。

当时，周恩来正在湖南衡山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他驳斥了把长沙大火粉饰为“坚壁清野”的荒谬说法，指出：“现在放火烧长沙，事先不动员，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起火，烧死多少居民，焚毁多少公私财产？侥幸逃出火海的人，寒冬腊月无处安身，也将冻死饿死。”

长沙大火的责任该由谁负，周恩来没有直接点明是蒋介石。蒋介石面对这番义正辞严而又留有余地的谴责及合理的要求，虽然羞恨和不满，但也无力辩解，只得采取一些紧急处理措施：拨款 50 万元，救济灾民；调集 5000 民工搭盖窝棚，安置灾民；枪毙指挥放火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

从南岳回到长沙，周恩来领导政治部第三厅人员所组成的善后工作突击队，投入对灾民的救济和安置工作。他发现有的工作队员写标语时，不愿意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那一条，就问：“为什么不愿意写呢？蒋介石不抗战到底，我们就不拥护他嘛。现在他还讲抗战，又枪毙了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拨款救济灾民，所以还是要写。这对打击投降派，支持抗战派，以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有利嘛。”这段话就是说，共产党在宣传上要留有余地，只要蒋介石不撕破脸皮反共或投敌，就要用强大的舆论压力阻止和延缓他铤而走险。

周恩来曾这样论述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策略：抗战初期，共产党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后来，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性日益增强，为了制止内战重起，就要公开揭露他的法西斯本质了。

1946 年 7 月，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共产党的宣传口号是“武装自卫”；

1947 年 9 月，实行战略进攻以后，又将宣传口号改变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转变过程？因为首先提“打倒蒋介石”，群众不一定相信共产党有这个力量，而是认为：“国民党打不垮共产党，共产党也打不垮国民党。”只有当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由自卫变成进攻后，群众就相信了。正如周恩来所分析的：当时，“我们这样讲，人民中许多人还要想一想，看成不成？我们就拿事实来证明。对于胜利，我们人民解放军有把握，因为我们是新生力量，茁壮如青年。蒋介石犹如垂死的肺病鬼，越来

越不行。去年一年的自卫战争，就证明了这个道理——蒋必败，我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