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书，就写一生的错误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差错。如同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周恩来也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他的认识和判断、心理和性格也存在着局限，不可能尽善尽美；有时， 还可能做出某些错事来。

他对自己的过失从不原谅，经常自觉地作自我批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错误要逢人就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取得别人的帮助，二是可以给别人以借鉴。如果知错不改，一硬到底，其结果只会到处碰壁，受挫折太多，最后可能沉沦不起。

在 1935 年的遵义会议上，他就军事问题作了报告，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前期的失败承担了责任，建议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毛泽东。他知道自身的局限：作为一个出身世宦家庭，文化背景和性情趣味与农村比较隔膜，而又长期在城市指导革命运动的人，只能充当助手；中国革命需要一个熟悉农村、而又有智谋和权威的人来领导，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写了 2 万多字的笔记，对自己 20 余年的革命经历， 进行了严肃的回顾，对自己的功过是非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分析，深刻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在中共七大上，他又检讨自己在武汉工作时，“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 轻视游击战”的思想。在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作检讨的排行榜上，他肯定位居

榜首。

到了 1958 年以后，他作检讨的性质有所改变，因为他检讨的内容大部分不是“错误”，而是代表了正确和真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的年代，他不仅违心地作检讨，而且动员其他处境不利的人如法炮制，作出像样的检讨以求“过关”，继续工作。他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一贯认为： 世上有真本事的人，都是有涵养、能虚心的人。有大作为者必有大超脱，有真本事者必有大虚心。他在荣誉和功名面前，总是宁揽过不居功，宁埋没不张扬，为全党树立了自我批评的典范。

1961 年，他在上海同一些演员谈话，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回答：“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在他身上有一种严于律己的精神。他的谦逊，更加衬托了他人格的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