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枪舌战赫尔利

1944 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继续胜利发展。中国战场尽管由于国民党军队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抗日不力，屡屡失利，但是，解放区已转入局部反攻。

国共力量的消长，引起美国的严重不安，美国政府已在考虑如何为它战后控制亚洲、太平洋地区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要扶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力求在蒋介石的指挥下统一全部中国军队，以使他的政府在经过改组、带有“民主”色彩后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

要达到这个目的，解决国共矛盾是必要前提。1944 年 9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分来华，名义上是来调解蒋介石和史迪威

的关系，实际上来华的使命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避免蒋介石垮台；另一条是继续设法控制中国的军队，而且把着重点放在控制共产党的军队上。

赫尔利为了完成他的“扶蒋反共”使命，以“调处”国共关系的面貌出现，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欺骗。11 月 7 日，赫尔利曾飞到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谈，并于 11 月 10 日和毛泽东签订了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等五点协议。然而，赫尔利的真实目的，是想用民主联合政府为诱饵， 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他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反对五点协议，提出共产党必须交出军队，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等三项“反建议”。赫尔利出尔反尔，表面上“中立”，实际上又支持蒋介石的“反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共产党的坚决反对和无情揭露。当时，与赫尔利一道从延安到重庆的中共代表是周恩来，他来重庆就五点协议与蒋介石、赫尔利进行具体磋商。

针对赫尔利的政治欺骗和扶蒋反共意图，周恩来以唇枪舌剑，把赫尔利驳得体无完肤。他一针见血地质问：“赫尔利将军是否仍同意我们为实现中国团结必须以组织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他敦促赫尔利明确态度，赫尔利却躲躲闪闪，回答：“我不能使用同意的字眼，因为我不是谈判的当事人， 我只是见证人。我认为你们（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合适的，但我并不处在同意的地位。”周恩来紧追不舍地问：“你是否认为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民主的？”赫尔利越来越被动，回答：“毫无疑问是民主的。但你们的原提案也有可以改动之处。”周恩来更加单刀直入地追问：“参加政府， 是否说我们只能处在观察者的地位，而不能有实权？”⋯⋯连珠炮似的追问， 把赫尔利逼到了一个无法退出的死胡同，他不得不比较明确地回答：“并不等于有实权。但事在人为，譬如我们议会的议员，有的能够控制议会。”

12 月 4 日，周恩来断然拒绝了赫尔利关于希望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劝告，与之又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

赫尔利提出要求：“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地改组。你认为如何？”周恩来答道：“联合政府本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所提出的，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即令做到， 也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赫尔利说：希望你们参加，“先插进一只脚来”。周恩来接着举出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驳赫尔利：关于参加政府问题，我们素有经验。先拿别人的经验来说，白崇禧不但参加了政府，还当了军训部长，结果是徒有虚名。我自己从西安事变以来，近 7 年时间是留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并且还做了政治部副部长，结果也只是参加一般会议而已， “老实说，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

赫尔利见这一招不行，改用物资供应引诱周恩来上钩，说：“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官帮助训练和作战，就可获得物资的供给。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改组政府呢？” 周恩来义正词严地反驳：“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需要军事，而且需要政治、兵役、粮食、供养，乃至生产，都要政府来办理。政府不改组， 就无法挽救目前的危局。”他进一步指出：“参加的一面是不能在政府中有任何作为；另一面就要受到牵制，一切不好的军令政令都来了”，这不仅对共产党毫无意义，而且还牵制了共产党的行动。

赫尔利见劝说毫无成效，改换另一种方式说：“如果你们在不满意的条件下，竟能参加政府，那就表示你们是最大的爱国者。”周恩来斩钉截铁地把这个无稽之谈挡了回去，明确表示：“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参加进去，不能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是参加了，我就是不信上帝，良心也过不去。”

在这场事关重大的舌战中，周恩来立场坚定，思维敏捷，言辞犀利，把赫尔利驳得狼狈不堪。美国人领教了周思来的唇枪舌剑，纷纷说，周恩来有一张难于对付的“铁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