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埃过渡建交

万隆会议以后，我国同阿拉伯国家以及一些过去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非亚国家相互了解不断加深，来往日益增多，双边关系有了很大发展。这些国家愿意同新中国友好，不参与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但由于种种原因又怕同美国闹翻，一时难于同台湾当局断交，在同我国建交问题上犹疑不决。周恩来在坚持新中国建交原则的同时，谅解它们的处境，同情它们的困难， 采取了先同它们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建交的办法。

埃及是同我国最早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中埃从开始接触到最后建交都是在周恩来亲自过问、具体部署下进行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埃及表示要在中国设立领事馆，但又无意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周恩来十分重视埃及在中东的地位和影响，决定在反对“两个中国”的前提下先同埃及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于 1959 年互设了有外交豁免权的商务代表处。亚非会议期间， 周恩来和纳赛尔的友好接触推动了中埃关系的发展。紧接着，埃及宗教事务部长、我国外贸部长先后访问了对方，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文化合作协定， 满足了埃及对棉花出口、粮食进口的需求，这是一个关系其国计民生的大问

题。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促进了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年埃及主动撤回对台湾的承认，同中国正式建交。

1956 年 7 月 26 日，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美、英、法宣称不予承认，英、法还伙同以色列悍然发动对埃及的侵略战争。周恩来庄严宣布：中国完全支持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行为，中国人民都不能置若罔闻。他还致电纳赛尔总统，代表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支持中东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向埃及提供了援助。

埃及是中东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埃建交是我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在埃及的示范和带动下，叙利亚、阿拉伯也门、摩洛哥、苏丹、索马里、突尼斯等一批阿拉伯国家纷纷取消对台湾的外交承认，陆续同我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打开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友好合作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