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攻改佯攻，黄陂巧设伏

中共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体现了周恩来、朱德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

1931 年 9 月以前，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1932 年 10 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批评，并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调回后方工作，由周恩来代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2 月下旬，临时中央正式宣布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朱德随军从广昌出发，赴前线指挥作战。指挥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他们的肩上。

12 月 30 日，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下达了对中央苏

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计划， 50 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向苏区进犯，

其主力是蒋介石嫡系陈诚指挥的中路军，有 3 个纵队 10 个师，共 16 万余人，

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企图在黎川地区与红军决战。

此时，中央红军主力不过 5 万人，形势相当严峻。不仅如此， 1933 年

1 月，“左”倾中央已由上海迁来中央苏区，直接干预战事，更增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困难。

还在 12 月中旬，临时中央就提出要红一方面军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周恩来回电表示了不同意见。

月 24 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等前方负责人，要求红一方面军集中主力，转移到抚河西岸，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强调对执行上述指示，不要拖延过迟。

周恩来和朱德等前线指挥员不同意这一冒险计划。多次致电中央局，强调必须实行运动战，并列举了攻城的五个不利因素。周恩来明确表示，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而应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消灭敌人，尤其敌人主力，是取得攻城成功的先决条件。

当苏区中央局和前方指挥员电争正酣之际，蒋介石的“围剿”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 月 29 日，蒋介石亲抵南昌，主持部署对中央苏区进攻的军事会议。2 月 6 日，他自兼赣省“剿匪”总司令，督师“围剿”。

月 4 日，苏区中央局给周恩来的电仍称“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要求红军“猛攻城防”，“先攻南丰”，“乘胜威胁南城、抚州”。并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新计划”是非执行不可了。

2 月 7 日，周恩来在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的同时，仍请求他们“给前方活动以机动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对此，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执意不理。

9 日，周恩来、朱德率红一方面军由黎川附近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12 日，完成了对南丰的包围，傍晚即发动全线进攻。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城内外均构有坚固的城防工事，由敌第 8 师陶峙兵部 6 个团驻城防守。在红军以强攻下，敌军退守城防，依据险要工事，固守待援。

陈诚对红军强攻南丰作出的反应是：一面令南丰守军据城坚守，一面急调 3 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歼灭之。

面对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2 月 13 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局，说明南丰地势险要，红军强攻未克，伤亡较大，而敌军 6 个师已分 3 路来增援，据此情况，我们遂改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部队。

14 日，红军留下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向东面的黎川方向转移，吸引敌之第二、第三两个纵队，而将主力四万余人秘密撤至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集结，待机歼敌。

果然，敌军被佯攻部队吸引，以第 2、3 两纵队跟踪追击，以第 1 纵队之52、59 师堵截红军归路，袭击红军后方。鉴于敌人这两个师态势孤立，侧翼暴露，周恩来即令主力在其必经的山高林密的黄陂一带设伏。红军又故丢“密信”，其中写道：“我军主力正围攻南丰，惟白军若向黄陂前进，对我有极

大危险。故应由地方武装竭力抵抗，滞敌行动。”敌军信以为真，冒雨推进，紧追不舍，终于落人主力红军伏击圈中。

27 日，红军发起攻击，经过两天激战，将敌 52、59 师几乎全部歼灭，敌师长李明、陈时骤都被活捉。

战役结束后，周恩来不无感慨地对朱德说：“战国春秋的孙武，曾讥笑不懂有进有退，是不懂带兵。在战争中，以退为进，退中求进，取得胜利，我想这是军事上的辩证法。懂得辩证法，并运用自如，对于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是十分要紧的。”

第四次反“围剿”中的黄陂大捷，红军掌握了主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奠定了第四次反“围剿”全胜的基础。毛泽东曾评价：“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左翼，集中于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利。”蒋介石则悲叹：“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为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因失败而被撤职留任的陈诚视此役为“独生为羞”。可见，这一仗在他们心灵留下的创伤之深刻及打击之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