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

党的团结和无产阶级的团结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周恩来在他的整个主涯中，始终高举团结的大旗，以炉火纯青的政治斗争艺术，协调着一个个错综复杂的矛盾，化解着一场场的意见分歧，团结着一支支的革命力量，共同对付当时最主要的敌人，显示了他高超的政治领导水平。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全国红军中最有影响的要算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但是，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有过分歧，毛泽东和朱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也不尽一致。在争论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南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对红四军的发展前途十分关心，请专程赴上海反映情况的陈毅代拟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辨是非，作出决议，维持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毛泽东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后，心情十分欣慰，不但高兴地回到了前委，而且报告中共中央：“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随后，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于 1929 年 12 月底召开了古田会议，确定了中共红军建党建军的原则。红四军不仅胜利地渡过了危机，而且进一步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大踏步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维持红四军内部的团结和统一， 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长征时期，张国焘坚持右倾分裂主义，致使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分指战员一时对中央缺乏了解，有的人甚至心存疑惧，张国焘更是心怀叵测。为了消除红四方面军的疑惧，增进他们对中央政策的了解，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利用开会、拜访、看望、谈话等一切机会，向他们宣传中央的政策，宣传团结协作的重要意义。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次会合后，红军的力量大了，要把若干个小山头变成一个大山头，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他热情而诚恳的言行举动，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了解了中央的精神，加强了会师后三大主力红军的团结。

周恩来不仅善于消除隔阂、化解分歧，而且还善于协调矛盾，其中协调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内部矛盾就是一个典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地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扣押起来，西安的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的青年军官一方面布置兵力，准备同蒋介石决一死战；另一方面又把对蒋介石的仇恨发泄在主和的高级将领身上，杀害了王以哲将军。面对内战的险恶情势，周恩来挺身而出，展开多方工作，说服东北军的少壮派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告诫他们：一旦自相残杀或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 对张副司令的前途，都没有好处。为了表示巩固三方团结，他向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表示：“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 王以哲遇害后，他严厉地斥责了这种破坏团结、分裂东北军的错误行径，是

“在做蒋介石想作而作不到的事情”，“是在犯罪”，并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吊唁王以哲，使悲痛欲绝的王夫人体会到共产党人“是以哲真正的朋友”。同时，他还到东北军内宣传形势，调解矛盾，晓以民族大义，使东北军避免进一步的仇杀。这些工作，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现的政治局面得到稳定，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