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说过违心的话

周恩来的人生轨迹，虽有过波折，但没有大起大落，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刚柔相济、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他懂得以忍求进、以屈求伸的辩证法， 为了达到目的，能有极大的耐心等待和经受得住各种屈辱，其度量之大，有如“宰相肚里好撑船”。

1958 年，他的政治生命曾受到一次严重挑战。在南宁会议上，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没有为自己争辩，而是作了自我批评。他把政治秘书范若愚找到宿舍，说是要起草一个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检讨“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因为是检讨，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范若愚记一句。他讲着讲着就进行不下去了，由于内心有矛盾，几乎流出了眼泪。也许有人会问：周恩来反冒进没有错，为什么要做检讨呢？只要想到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敬重，以及他一向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风格，就不难想象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周恩来也是诚心拥护的，指望借此克服党和国家机体上的弊端。但现实的发展不是周恩来想象的那样，运动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各级干部受到冲击，武斗代替了文斗，全国一片混乱，经济大滑坡。他在 1966 年 10 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 来形容运动，并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局面，这么一想就不寒而栗。”可见，他已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和后果不堪收拾。摆在他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公开反对，这样做于事无补，只能增加一个作无谓牺牲的殉道者；一是表面上拥护，但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减少其损失，修补其创伤，并在运动中等待历史的转机和民众的觉醒。

他选择了后者。于是我们看到：他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学，紧跟，紧改，紧赶”，虽然“有时仍有掉队之虞”，但能“知过必改，努力赶上”。他在给人以与“左派”站在一边的印象的同时，又在他的政治状况允许的范围内，殚精竭虑地想出各种办法乱中求治，减少损失。形象他说，他的策略是既“随风倒”，又“做手脚”。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当“尚方宝剑” 震慑“左派”，如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等，对保护老干部、对整顿国民经济秩序，起到了好作用。有时当他的主张遭到否定后，又转而从正面提出“要团结 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 “不允许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这些提法虽然不如直接批判“左”倾思潮那么旗帜鲜明，但舆论导向是一致的。

周恩来的这些做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思潮，扭转大势，但对“文化大革命”起了遏制作用。邓小平后来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没有倒下去是一件极大的幸事。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尼克松更是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毛泽东晚年拼其一搏，发动“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则沥血挥泪，惨淡

经营般为其修补创伤。如果没有周恩来，历史对“文化大革命”的起诉书， 将更加骇人听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