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贴心人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事关国家的稳定，事关革命和建设的成败。中共六大曾提出了“承认民族自决”； 红军长征途中，为了争取各民族支持和参加革命，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下颁布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经周恩来亲自修改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 17 条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也规定：“边区人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

建国时，民族工作处于初创阶段。周恩来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但他十分关心民族工作，先后组织了中央、中南、西南、西北、东北五个慰问团， 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达党和政府对全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亲切关怀， 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慰问团每次下去，周恩来都亲自讲话。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和到各地参观学习，也受到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这些活动对沟通民族感情，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增强各民族的大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建国初期，为使民族工作做到有章可循，在他的领导、督促下，政务院还讨论通过了一系列文件，如《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等等。这些文件的实施，受到少数民族的热烈欢迎，为建立民族平等、团结、友爱的新型民族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周恩来还说：“在旧政权下，少数民族无权过问国家事务；解放后，实现了民族平等，他们不仅要平等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而且在各级人民代表名额方面应给予特殊照顾，应高于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事实也是如此， 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 7％，而代表名额达到 13.5％。

1958 年以后，民族工作中出现了“左”的错误，忽视和否认少数民族的特点，不执行或抵制既定的民族政策；甚至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观点，从而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十年动乱时期，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民族政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的事屡有发生，造成民族关系很不正常。针对上述问题，周恩来进行了严肃批评。他在 1958 年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少数民族的特点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也将长期存在，现在人为地、过早地否定它是非常错误的。必然伤害他们的感情。”还说：“历史上汉族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汉族统治阶级要么把少数民族同化，要么就把少数民族挤到边疆和生产条件差的地区，使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得不到发展，因而落后了。”因此，汉族应承认这个事实，帮助他们发展，不要让他们再受委屈。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四人帮和内蒙、广西、新疆等地某些人捏造事实，制造冤假错案，打击迫害乌兰夫等一大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行为，他进行了批评，指示尽快纠正错误，恢复他们的名誉。 1975 年，在他病重期间，还

多次强调：“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要时刻牢记“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真理，不要伤害少数民族。”

周恩来对民族区域自治非常关心，当这项工作出现困难时，他往往亲自出面解决。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建过程中，省领导有不同意见。尤其是在广西，党内一些负责干部认识很不一致，一时难于统一。周恩来出面做工作，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攻击民族区域自治是“利用民族自治，人为制造分裂”，鼓吹取消民族区域自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云南省的 8 个自治州中，有 4 个被合并到别

的地区，其余 4 个州则名存实亡。周恩来在出国归途停留昆明时，知道了这

一情况，严厉批评了云南省委：限定时间让他们立即纠正错误，这 4 个自治州才恢复过来，少数民族群众万分高兴地说：“周总理是我们少数民族的贴心人。”

周恩来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在他的关怀下，我国先后建立了 10 所民族院校。这些院校从方案的提出到正式建成，他都直接过问。甚至连招生人数，课程设置都提出过建议。

周恩来还经常关心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1961 年 4 月，他视察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看完演出后指示：“傣族能歌善舞，要尊重民族文艺，这些节目都很好，有民族特点，但要提高。”1969 年，该自治州党委副书记刀国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拉着他的手问：“西双版纳自治州的文工团还在不在？老演员分到哪里去了？”还叮嘱他要保留和发展文工团，不要轻易解散了。

周恩来赢得各少数民族的尊敬，当他逝世的噩耗传到澜沧江畔时，各族群众自动集会悼念这一伟人，不少人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