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负重，力撑危局

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既要顶住突然袭来的狂潮暴浪，维持国务院机构的正常运转，又要忍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他的攻击、诬陷、侮辱和围攻，与他们进行巧妙的斗争。为了尽量减少损失， 维持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保护老干部，他忍辱负重，谨言慎行，力排干扰，力挽狂澜。

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了江青、张春桥等合谋攻击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评<海瑞罢官>》，《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周恩来在转载时加的编者按中，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按照学术问题，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来进行讨论，力图把已经兴起的批判运动控制在学术范围内。

1966 年 5 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大字报在电台播出后，他和刘少奇等向北京各大中学派工作组，试图控制混乱局面。毛泽东批评了派工作组，为了避免与毛泽东正面顶撞，他在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情承担了责任，同时还保护地声明：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

1966 年 5 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8 月的八届十一中会全，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招摇撞骗，唆使红卫兵“造反”、“火烧”、“游斗”、“体罚”、“炮轰”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引起天下大乱，以便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 希望中央出来稳定局面。

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顺应广大干部的心愿，极力地平稳局势。他一方面巧妙地与红卫兵周旋，千方百计地限制红卫兵的非理智行为； 另一方面制定政策措施，制约红卫兵的串连、“造反”对各行各业的影响。9 月中旬，由他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

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这两个文件的下达，使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也部分地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林彪、江青一伙十分恼火，攻击他“和稀泥”，“有折衷主义”，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如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冲击。1967 年 1 月，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随之， 夺权之风遍及全国。为此，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一起修改《中央军委令》稿，规定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等，力图扭转混乱局面。1967 年 2 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林彪、江青一伙诬蔑为“二月逆流”，周恩来被攻击为“二月逆流总后台”。周恩来巍然不动，继续强调：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

林彪、江青一伙坐立不安，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 年 5 月，他们丧心病狂地指使“造反派”贴出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江青还把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找出来，胡说“查到一个反共启示，为首的是伍豪（指周恩来的化名）”。周恩来严加驳斥，声明“中央已有结论，纯属敌人伪造”。王力在 8 月 7 日的讲话中，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林彪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全国混乱达到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毒草”。陈伯达不得不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 由周恩来负责。同时，周恩来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 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过这段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1971 年 9 月，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林彪集团武装政变阴谋。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力排干扰，力挽危局。他着手整顿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 恢复和落实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使管理混乱、不讲经济效益的局面有所改变，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他认真贯彻党的干部政策，为遭受打击和迫害的部分领导干部平反昭雪，安排工作。他贯彻正确的外交方针，使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江青集团为了扫除其篡党夺权的障碍， 发起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但是，江青集团日益明显的帮派体系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和警惕，而周恩来轻权位、重事业、远宗派的作风赢得了毛泽东的好感和信任。1974 年 10 月，王洪文去长沙诬陷周恩来， 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随后周恩来到长沙，毛泽东则与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基本同意了他拟定的新一届政府班子。总之，他在艰难处境中努力控制局面，保护党政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维护生产稳定，平稳社会秩序，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场大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