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平衡，全面安排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张复杂的关系网。从大处着眼，就有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国民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全面建设与重点建设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等等。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呢？周恩来主张“综合平衡，全面安排”。

所谓“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就是既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又应抓住中心环节，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齐头并进。对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社会生产和需要之间，社会再生产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做到基本平衡，互相衔接，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综合平衡的关键，是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周恩来以苏联为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不能忽视人民的当前利益，而与人民当前利益密切的是农业和轻工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他特别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指出：“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延缓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将极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改善，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谁忘记了农民，谁就要犯错误。

经济上的各种关系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稍不注意就会引起比例失调。周恩来告诉我们：确立各种比例关系必须实事求是，左顾右盼，尽量考虑安排得周到妥贴。上不去的指标“就不要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 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 1956 年初，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多

招职工 100 万人，财政信贷超支 30 亿元，引起生产和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周恩来下决心纠正这次“冒进”，具体做法是：

1956 年 1 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在 12 年

内开垦荒地 1.4 亿亩。周恩来粗略估算了一下，如果每年开垦 1000 万亩，就

要投资 5 个亿，这笔钱是无论如何挤不出来的，因而他把这个指标压缩到8700 万亩，比原计划减少 40％。毛泽东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 即 1967 年达到年产 3000 万吨，周恩来觉得这个数字也要修改，因为照 1956

年的速度及其发展后劲根本不可能上去。如果硬定在 3000 万吨，其他就都跟

不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 农业、轻工业也会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他建议把第三个五年计划末的钢产量指标定在 2000 万到 2500 万吨之间。

那时苏联帮助中国设计了许多工业项目，各个部门都希望提早建成，上报国务院时，都希望尽快批准。周恩来指出这种想法不切实际，苏联设计的项目，要分清哪几种对我们有好处，哪几种会给我们背上包袱。他举例说， 汽车厂生产量大了，就要进口器材，同时要供应很多的汽油，这就要花外汇。现在汽油没有那么多，就要减少汽车产量，更不能再建汽车厂。还有铅加工厂和机械厂，军工部门已经有了，民用工业可以不搞，可以结合起来共用， 和平时期军工机械厂可以用作民用机械生产。

毛泽东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后，决定在 1958 年使钢产量达到 1100 万吨。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令周恩来苦不堪言，他不愿看到的“两脚悬空”的事终于发生了。次年初，各省报来的钢铁计划汇总指标达 3000 万吨，

陈云硬压到 1600 万吨，又怕不好向毛泽东交代，数字左改右改，真是万般作

难。结果到 1959 年 4 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稍微冷静了一点的毛泽东也觉得指标过高，批评道：“我怀疑你们这些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否真正懂得经济。”言下之意，国务院没有做好综合平衡。

周恩来何尝不懂综合平衡？1958 年“大跃进”留下的烂摊子还得由他来收拾。1961 年初，即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他在制定国民经济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调整”二字即是他的发明。调整什么？就是调整宏观经济上的重大比例失调，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确立新的综合平衡。

周恩来在阐述这一方针时，通俗地将其解释成“坚决退够，留有余地， 重点调整，打歼灭战”，关键是“退够”。又说高指标几年了，这次允许我们试试低指标，低了怕什么？超产么，如果低错了，我们承认错误就是了。明年调低速度，这决不是什么消极的措施。这是为了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后，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有更大的改进，是我们主动搞的有计划的“马鞍形”。

对于大跃进的失误，周恩来是刻骨铭心的。他在 1961 年 5 月总结经验教训说：“那时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都不讲了，两条腿走路不讲主导方向了， 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也不认识了。不尊重客观规律，结果碰了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