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中国古代的博约结合学习法

在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学者认为，人的知识、才能和过德不是天赋的，是靠后天学习获得的，靠后天学习发展的；唯心主义学者则认为，人的知识、才能和道德是人先天就有的，但通过后天学习可以保持和发扬人的这种天赋的“良知、良能”因而他们普遍提倡“博学”这一基本学习方法。

孔子提倡博学，并以自己博学的模范行动给人们树立了学习榜样，深受世人的仰慕：“大哉孔子！”（《子罕》）王充重视博学，曾提出“能多种谷，谓之上农；能博学问，谓之上儒”（《论衡·别通》）“夫壮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达疏通。博达疏通，儒生之力也”（《论衡·效力》）的治学名句，为后世学者所传诵。韩愈强调博学，写下了“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进学解》）的为学格言。张载极言博学，把它看作是变化人的气质，使人弃恶向善，达到至高无上的完美的圣人境界的重要手段。孟子、荀子、朱熹、王廷相、王夫之等人则结合专精发表了许多关于博学的精辟见解。

博与约的关系，是讲如何处理掌握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关系问题。反映博的概念有博、通、多、杂、厚等，反映约的概念有约、专、精、少、薄等。

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种强调博学，谓“博学派”；一种强调专精，谓“专精派”；一种强调博与约的辩证关系，强调博约结合，谓：“结合派”。前两者看到了博与约的对立性，因而过分强调某一方面；后者既看到了博与约的对立性，又看到了统一性，因而强调博与约结合。

先讲讲博学派的观点。博学派也不是绝对强调博，只是强调博胜于约。孔子强调要多闻博见。王充批评当时儒生不览古今百家、断章取义的不良学风，提倡要博览古今百家而贯通之。《吕氏春秋》里首先提出了博采众长的思想，认为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吕氏春秋·用众》）颜之推认为只有博才能弄清事情根源，“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颜氏家训·勉学》）叶适说，百家异论，各造其极，如天地之宝并列于前，能兼取而无祸。“将深于学，必测之古，证之今，上该千世，旁括百家，异流殊方，如出一贯，则枝叶为轻而本根重矣。”（《水心集》卷11）。

专精派的观点。颜习斋强调读书要精通务实，宁为一实，不为全虚。六艺不能兼通，精通一艺亦可。清代陆世仪认为读书时“各人自审力量，不足，不如且守先儒淫声美色之训。⋯⋯不可厌常喜新，贪多务博”。（《桴亭学案》上）戴震先生也很强调专精，他说：“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也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与得一件，却到地也”（段玉裁：

《戴东原先生年谱》）。又说：“苟知问学饮食，则贵其化，不贵其不化。记问之学，入而不化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结合派的观点。荀子提出博要全、精要粹，他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荀子·劝学》）。董仲舒则相反，他强调博约要得当，既不可太博，亦不可太节，太博则使人厌倦，太节则知识暗昧，不能精通。王夫之对博与约的关系的论述颇为辩证，他说：“约者博之约，而博者约之博，故将以反说夫约，于是乎博

学而详说之，凡其为博而详者，皆为约致其功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六）。大学问家梁启超也主张博精结合，他说：“康先生之教，特标专精、涉猎二条。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六十九》）。他把读书分两类：精熟类、涉览类。以分别养成读书心细和读书眼快的习惯。胡适强调既要博又要约。为何要博？其一是为了深入学习某一知识而预备参考资料；其二是为了做一个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人。何以至精？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这就揭示了至精的机制。蔡尚思先生对二者关系的理解有独到之处。他说：“要有相当博的精，才算得是真正的精；要有相参精的博，才算得是真正的博。蜻蜓点水式的博不是博，坐井观天式的精不是精。”他认为“做学问专精不易，博通更难；而博通之中又是博不易，通更难；述古不易，创新更难”（蔡尚思：《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6 页）。

博约如何结合？这里又有两种见解。一种主张由博而约，先博而后至约。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杨雄认为博是约的基础，他认为“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法言·吾子》）。张载认为“学愈博，则义愈精微”。他提出了由博里约的机制——“学贵心悟”，只有理解，才能至约。另一种主张先约后博，博而再约，即“约—博—约”。朱熹说：“为学须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约，中间一节甚广大，到末梢又约。”（《朱子语类》卷 11）。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提出了学习的两个过程，即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实际上也是“约— 博—约”三个环节。第一个过程是肢解的工作，即一点一点地学，不懂的加以注解，这样书就变厚；第二个过程是综合工作，即每个部分搞懂后，再贯通一气，抓住要点，掌握实质，这样书又变薄了。

关于博学的具体方法主要的有下列几种： 1．五多法

即多学、多见、多闻、多问、多识（记）。这是孔子提出来的博学方法，被后世学者继承和发展。多学指广泛学习各种文化典籍，吸收与储存大量的书本知识。如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颜渊也曾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子罕》）他又认为，学习不能停留在书本知识上，必须超出书本范围，向别人学习，并将所学的知识记下来。即要多见、多闻、多问和多识，这些是学习的基本功，如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面识之；知之次也。”（《述而》）就是说，多多地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多多地看，全记在心里。这便是学习知识的方法次序。又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公治长》）。可见，孔子所谓的“闻”和“问”，就是间接的从社会、自然中求得知识；“识”，就是把“闻”、“问”、“见”得来的知识，加以贮存积累。

“五多”学习方法，是学习者获得丰富的感性知识和发展思维能力的重要方法。学习越是广博，获得的知识越多，思维就越活跃，视野就越开阔，想象就越丰富，对于问题的学习与研究，能在丰富的感性材料基础上，更好地进行理性认识，发展智力，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中若不重视“五多”，必然孤陋寡闻，知识经验甚少，也就谈不上培养和发展智力和能力。

三到法

即心到、眼到、口到。这是朱熹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的学习方法。他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有不到者乎？”（《训学斋规》）三到法，实际上就是各种感知器官协同活动，共同发挥效能的学习方法。“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到”就是用心思考所感知的知识对象。感知的东西，不经过思维器官的认真思考，加工制作，就不可能真正被掌握，所谓“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正说明心不先到是不行的。因为思维器官是全身神经活动及联系的总指挥，没有它的指令，眼、口是不起作用的。从学习心理与非智力因素角度看，心不专一，必然缺乏学习的意志、情感和兴趣，注意力也不会集中，如此，即使用口不停地诵读，也记不住或不持久。可见，“心到”是学习的重要方法。

强调“心到”的重要，是古人治学的共同特点。孟子曾这样指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说明学问没有别的窍门，只要把放纵之心收回来专心学习就是了。荀子也说：“心不使焉，则黑白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并指出：“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心不在焉，就会对学习的对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学不到知识，三心二意就疑惑不解。反之，能够“专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之征”《管子·心术下》，注意力集中，思想专注，耳朵认真地听，眼睛仔细地看，这是深刻认识事物的有效方法。

阙疑阙殆法。

阙疑阙殆是和“五多”相联系的一种学习方法。《论语》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就是说，在学习过程中，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应当加以保留，不要稀里糊涂地放过，也不要在未搞清疑义的时候，轻易下结论，把不明白的问题时刻记在心上，留待以后再学习过程中加以研究解决；而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说出，就能够减少错误。再多看，看不明白的地方，作为疑问加以保留，争取下次看个明白；其余清楚的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实行，就能减少懊悔。随着人的再学习，知识能力会不断增长和提高，许多原来没有解决的问题都会相继得到解决。倘若对子疑难问题，不是采取阙疑阙殆的方法，而是硬着头皮非解决不可，只能是“百思不得其解”，不但费时，而且劳而无功。

四宁四毋法

这种学习方法的要旨在于：博学既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同时涉猎许多；也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泛无所主地乱读乱看一气。博学是有个方向、有个中心、有个标准的，那种“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荀子·大略》）也就是说，学习求多而没有一定的方向，爱好又时时变化不定，这样学习的人是不值得赞许的。博学必须“循序而致精”，其方法就是：“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朱子语类大全》卷十）这可以说既是学习原则，又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方法，在今天仍有一定的意义。

游学法

学习不能只关在书斋里苦读冥思，还要发扬“僧家行脚”的精神，走出书斋去“游学”，通过“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

观古今之治乱得失之迹”（《朱子语类》），以扩大学习视野，增广其见闻，质证其所学。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格言，“读万卷书” 可以获得直接经验。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对于一个人的认识来说是必需的，必须善于把“读书”与“行路”相结合，亦即把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结合，这是博学的重要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