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生活状况恶化

在经济危机和布吕宁政府反危机措施的打击下，德国中下层民众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劳动人民的工资收入下降。由于政府以延长劳动日的办法降低工人工资，或者减少计时工资，一个产业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由 1929 年的 40.2 马

克减少到 1932 年 6 月的 22.1 马克。1932 年，德国约 500 万职员和公务员人

均月薪只有 150 马克，70％的医生每月收入低于 170 马克。

工人的失业人数和失业比例骤增。1929 年全国失业人数 189.2 万，占职工总人数的 9.6%，1932 年猛增到 557.5 万，占 30.8％，其中 1932 年 2 月的失业人数达 612.8 万。除此之外，全国还有一定数量的半失业者。失业救济金微薄，1929 年，德国每个失业人员的救济金为每周 6—10.5 马克，由于布吕宁政府削减政府开支，1932 年的失业救济金大城市每人每月为 16.44 马克，中等城市为 14.36 马克，小城市 13.14 马克。14％的失业者，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得不到国家的任何补助，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对现状也更为不满。

手工业者和中小企业主破产达几十万家。政府职员、教师、工程师和文艺工作者的失业人数有 10 万之多，仅工程师和化学技师在 1930 年至 1932

年失业人数就增加了 5 倍。高等学校绝大多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经济地位素来比较稳定的政府职员和知识分子阶层因为没有不动产，完全依靠工资收入过活，全部的财产和希望都集中在银行储蓄上，在信用危机的打击下，积蓄荡然无存，经济地位一落千丈。

农民则受到日益增长的税收和高额佃押金的重压。从 1928 年到 1932 年，

他们的债务增加了 10 亿马克。政府“援助东部”的 40 亿马克救济金，96.08

％落入占地 20 公顷以上的大农户手中。农民只有破产一途，强迫拍卖土地的

事件剧增，从 1928 年到 1932 年，被拍卖的农民土地达 36 万公顷。雇农的报酬也急剧下降。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中下层民众的心态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们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正如自由派时事评论家利奥波德·施瓦茨席尔德当时描述的那样：“从每一次谈话中，无例外地会从谈话中感到，像有一股毒气向你扑来似的情绪，忧虑、不安、疲惫、反感、愤慨和歇斯底里构成的六千万倍的混合物，这种无法言状的也难于描述的情绪本身就是一个祸根”，“一种要求变革的炽热愿望”遍及整个德国。①同时，他们迫切希望得到国家强有力的保护，不论这个国家是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独裁体制。由于德国的经济惨状与凡尔赛条约和战后赔偿直接相关，民众还强烈要求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使德国重新加入列强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