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时期的文化和教育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文化事业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在这期间, 柏林第一次能以欧洲文化都城的地位同巴黎和伦敦并肩媲美,各种思潮和艺术流派在德国涌现。

魏玛时期,德国社会科学领域始终贯穿着民主共和派与反民主共和派之间的对立。一大批民主共和派学者纷纷著文颂扬共和,反对帝制。作家托马斯·曼原是帝制德国的辩护士,后转向共和,1922 年 10 月发表《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说,从阐述魏玛共和国的生存规律着手,表示拥护共和制度。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信奉国家政治实用主义,认为魏玛共和国为复兴德国提供了机会。新教神学家和历史学家恩斯特·特勒尔奇从抑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目的出发,要求共和国比以前更自觉地去寻找同西方启蒙运动传统的联系。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纳克拥护共和制度,但在 20 年代后期看到议会制度已陷入“党派利益的纠缠”,难以完成实现社会协调和政治妥协的任务,因而建议实行“立宪民主制”,扩大民选总统的权利。

反民主共和派学者认为魏玛文化是令人憎恶的东西,广播、音乐等现代文明是没有灵魂的新式文明的表现,它们加速人的异化,使人更加脱离自然, 疏远他人。《行动》、《德国革新》、《普鲁士年鉴》等杂志报刊是反民主共和派的喉舌。作家范·登·布鲁克于 1923 年出版了《第三帝国》一书,鼓吹帝国是一种理想的未来制度,它对内实行领袖原则和阶级合作政策,对外为保护边境周围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和“东进”而斗争。历史学家施本格勒的

《西方的没落》一书产生更大的影响。该书认为在欧洲文化的黄昏中迎来了凯撒的时代,并强调普鲁士精神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一种军事化的国家,在那里每个工人和业主都成了国家的公职人员,在严明的纪律和普鲁士式的严峻环境中为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工作。作家恩斯特·荣格尔激烈抨击国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西方国家对德国的影响,认为自我牺牲、严格纪律和军国主义精神才是未来模范德国的组成部分。

魏玛时期社会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魏玛德国的社会学往往比较注重哲学问题,例如:科隆大学的维泽学派重点研究人际关系(“关系学”)、海德堡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韦伯重点研究文化社会学;阿尔贝特·萨罗蒙在家庭社会学、特奥多尔·盖格尔在社会阶级社会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该时期最出色的社会学家当数马克斯·韦伯,他不仅精通历史和法学, 而且精通国民经济学、哲学和神学,他力图搞清现代社会是怎样形成并运转的。1922 年,其名著《经济与社会》发表,书中提出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与讨论。

魏玛时期的文学也有一定的成就,格哈特·霍普特曼和托马斯·曼是魏玛时期的两大文豪,代表了魏玛共和国的精神。霍普特曼是自然主义作家, 他的作品很畅销,不仅创作了许多艺术性很高的童话、喜剧、悲剧、心理描写小说,还创作了哲理史诗。托马斯·曼于 1924 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魔山》, 达到了其艺术成就的顶峰,1929 年为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外,托马斯·曼为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增添了新体裁的作品,即富有诗意和哲学味道的长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抽象的科学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和美学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小说中人物思考和谈论的主题,而且成了故事情节本身和塑造形象的直接基础,成了主人公命运和性格发展的动力。埃利希·玛利亚·雷马克在 1929 年出版的《西线无战事》一书是反战文学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

20 年代的最畅销书之一,曾被译成数十种语言。通过描述战壕生活和无谓、痛苦地死亡的真实可怕情景,有力地批判了相互残杀的战争,但由于作者看不到反对战争的真正方法,因此作品充满着伤感色彩。

魏玛时期,德国历史学界围绕帝制时代的评价,出现了传统派与民主派的分歧。马尔克斯、舍费尔和贝洛等历史学家认为,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没有大的错误,一次大战主要是德国的敌人造就的。这些历史学家颂扬国家和实力,把战争和占领看作是民族发展过程中受欢迎的现象,对民主与共和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另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如迈内克、翁肯和欣策则转而同民主派历史学家如格茨、特勒尔奇和迈尔抱同样态度,反对把威廉德国理想化,认为帝国的垮台是由一连串悲剧事情引起的,体现了德国历史的延续性。

20 世纪前半期,欧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思想大变革,德国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德国经济走向繁荣,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也大幅度增加,各实验室获得了所需的资金,科技人员又成为社会的重要一员。

物理学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继普朗克发现光电发射—量子—光子的规律,从而确立了量子力学的理论后,爱因斯坦又创立了相对论。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纷纷汇聚到德国。20 年代中期,爱因斯坦开始致力于场论研究,青年物理学家则纷纷开拓新的领域,如布罗格利研究物质波,施勒丁格尔致力于波动力学,并于 1933 年获得诺贝尔奖,海森贝格探索

测不准原理,于 1932 年获诺贝尔奖,博尔致力于互补性原理。

化学方面的进展从整体上说较为逊色,但其中有机化学方面的成果不容忽视。内恩斯特进行了物理化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埃尔利希发明了现代化学疗法。雅默斯、弗兰克、维兰德和温道斯先后在 1926、1927 和 1928年获得诺贝尔奖,他们的重大发现对药理学和合成材料生产很有实用价值。在心理学方面,德国兴起了“形态心理学”(即“格式塔心理学”),

其基本原理是“一个整体大于其各个部分的总和”,因此认为追求一个“完美的格式塔”(完形)或模式、结构是大自然的一个基本规律,只要找到现存环境下可以达到的最简单、最有规律、最对称的结构就是很大功劳。该学派的著名心理学家韦特海默曾对意象的心理活动等进行过有趣的试验;屈勒在大西洋加纳利群岛和非洲度过战争岁月,在那里研究过黑猩猩的行为方式;科夫卡从自己和韦特海默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正好与当时“测验心理学” 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子论倾向相反。在形态心理学崛起的同时,心理分析法在德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到 20 年代,柏林已取代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成为这个新学派的中心。

随着民主共和政体的确立,教育领域也开始了民主化进程。魏玛时期教育领域的民主化进程在中小学和高等院校有着不同的内容。

中小学首先面临学校非教会化问题。十一月革命前,德国除巴登和黑森之外,小学绝大部分是教会学校,地方和区一级的学校监督权也多半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魏玛共和国建立后,大部分小学教师要求取消神职人员对学校的监督,并以不分教派的学校或非教会学校取代教会学校,社民党人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魏玛制宪会议上, 社民党主张建立非宗教学校,不开设宗教课,民主党主张建立教派混合学校, 即宗教课程分开上的公共学校,中央党则要求保留教会学校。各派力量妥协的结果,魏玛宪法宣布废除神职人员对学校的监督,规定宗教信仰绝对不能成为学校录取学生的标准,但允许地方上建立教会学校。宪法颁布后,全国约 4/5 的小学仍保留其教派性质,在巴登和黑森两邦,则仍以教派混合学校为主。随着右翼势力日占上风,1927 年马克斯政府试图制订学校法,把教会学校、教派混合学校和非教会学校定为三种平等并立的国民学校,但遭到社会民主党、人民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一致反对。

德国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另一项任务是废除入学特权,向人民大众的子女敞开校门。魏玛宪法正式规定,全国开设公共小学,连同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向所有的人开放,只有“天赋和爱好,而不是父母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或宗教信仰”才是孩子升入高一级学校的标准。与此相应,宪法规定实行八年义务教育制。

魏玛时期的高等学校仍像一次大战以前那样,是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堡垒。政府为改变大学的政治空气,作了一定的努力。科隆和汉堡创办了两所新型的大学,招聘一批进步和开明的学者前去执教。在原有的大学中,政府鼓励新兴势力进入学术领域,使一批社民党人、犹太人和妇女学者走上讲台。但从总体上说,魏玛时期高等院校仍然是保守的,反共和气氛浓厚。一部分右派民族主义教授虽然从共和政府那里领取薪水,但在讲台上却攻击共和国。他们人数不多,能量却特别大,他们把持了很多学校的评议会,以反对大学“政治化”为借口,破坏政府要求大学的等级结构民主、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努力。从 20 年代初期起,一部分教授转而支持民主共和制度,

同魏玛政府合作,但这种合作大多半心半意,人们谑称为“与共和国喜结姻缘,可是没有爱情”。1926 年,迈内克组建了“大学教师拥护共和国协会”, 但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大学生中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种族思想也很流行。

魏玛时期,德国的戏剧处于黄金时期。以乔治·凯泽和施特恩海姆两位戏剧家最为著名。慕尼黑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托勒尔在服刑期间写下几部有名的戏剧,如《转变》、《机器破坏者》、《战争残废》等,强烈地控诉了战争及战后社会中种种丑陋现象,被一部分人称作“20 年代最伟大的戏剧天才”。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曾是一颗表现主义后期的明星,20 年代后期逐渐摆脱了表现主义的影响,创立了“叙事戏剧”的理论,并认为这种戏剧是反映现实和表达革命思想的完美形式。他最有影响的剧作是《三个铜子的歌剧》。

德国电影出现于 1895 年,大大落后于其它各国。魏玛时期德国无声电影正处于从观看画面到形成艺术的发展阶段,但已经取得了一些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痕迹的成就。这些年里获得世界声誉的著名导演有卢比奇、朗格、耶斯纳尔等,他们的作品成功感人、饶有风趣,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对艺术电影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 20 世纪初开始,轻歌剧开始繁荣,到 20 年代,德国已成为轻歌剧的中心。鲍尔·林克谱写和指挥的轻音乐曲,曲调优美、悦耳、活泼,许多作品很快成为流行曲。爵士音乐从外国传入后,深受德国听众的欢迎。风行于柏林酒吧的诙谐的小调,内容多半反映日常生活,政治性很弱。此外,魏玛初期,德国画坛出现了神秘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沉重与绝望心情。20 年代中期出现的与现代派相对立的新现实派,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希望破灭后,顺从天命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