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和怀柔相结合的双重政策
非常法废除后,德国工人运动更加活跃,罢工浪潮迭起。1890 年汉堡工人的“五月战斗”,1.7 万多人参与罢工。1891—1892 年,全德共举行罢工226 次,参加者近 4 万人。在工人罢工热潮的推动下,又引起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活动。威廉二世为了稳住统治宝座,恩准让步,在卡普里维将军执政期内(1890—1894 年)奉行着“缓和政策”。1890 年 5 月,帝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工商业管理条例修正案的立法草案》,规定:星期日不劳动,禁止雇用 13 岁以下的童工,缩短女工的劳动时间,同时对签发劳动证件、制定工
厂安全章程、解雇雇员、劳动条例和监察工商企业等都作了规定。次年 5 月, 议会又通过了工商管理补充条例,对以上的法令作了详细的规定:实行星期日和节日休息制,取消实物工资、实行货币工资,尽“工厂所能”保证工人“生命安全”,禁止 13 岁以下童工入工厂劳动、13 岁以上的童工劳动日不得超过 6 小时,16 岁以下的青工劳动日为 10 小时、妇女 11 小时,禁止女工、童工和未成年男工的夜班制。这些标志着德国的社会立法从社会保险进入到劳动立法的新阶段。它被视为威廉二世内政上的“新路线”。然而,帝国政府的微小改革远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如规定理想的劳动日,制定对企业主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惩处条例等,因而工人斗争并没有止息。1893 年和 1894 年的罢工均在百次以上。1893 年建立了全国职工会联合会,使工会有了统一的机构和领导中心。社会民主党重建了合法组织,并广泛开展工作,在 1893
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近 180 万票,拥有 44 个议席。统治阶级意识到,仅用缓和政策并不能导致社会矛盾的缓和,必须加上强硬手段。1894 年 10 月,在
内政外交上被认为镇压不力的卡普里维和普鲁士内阁总理冯·欧伦堡成了替罪羊,阿尔萨斯——洛林占领区总督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埃—谢林侯爵(1819
—1901)接任帝国首相。威廉二世抛掉“明君圣主”的外罩,实行暴虐统治。他们重又捡起俾斯麦的武器,于 1894 年 12 月制定了《刑法典·军事刑法典和出版法修改补充法令草案》,即所谓“防止颠覆法案”,规定:只有“颠覆企图”没有颠覆事实也要判处监禁;凡公开对宗教、君主、婚姻、家庭或财产进行诽谤者应判处两年以下的徒刑。威廉二世竭力强化镇压机器,矛头直指社会民主党。他在给标洛首相的信中写道:“只有首先取缔社会(民主) 党人,加以斩首,必要时进行血洗,使其不能危害,然后才能对外战争”, 还说:“假如在对外部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有一半的兵力不得不在国内对付总罢工的话,那我们就要失败了。⋯⋯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人流放到加罗林群岛的法令”。1897 年 1 月,普鲁士政府向众议院提交被称为“小反社会党人法”的结社法补充条例,规定所有“触犯刑律的,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太平的“集会和结社均由警察予以解散。法案遭议会否决,但这已充分表明威廉二世决意强化警察统治制度。12 月,帝国内务部颁布密令,要求各邦政府为制定“苦役监禁法案”献策。次年 6 月,这项法案以“保护工商业劳动状况”为名正式向帝国国会提出。按照法案,将取缔工人的罢工权和结社权,从严解释刑法条例,提高对罢工工人的惩罚标准。这些法案尽管在人民的强烈抗议下,为国会所否决,但在一些邦事实上已在实行。1908 年 4 月,国会通过帝国结社法,以普鲁士的反动结社法为蓝本,对政治性结社和集会严加限制,赋予警察广泛的权限。
在推行警察统治,迫害社会民主党的过程中,大大加强了容克同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他们沆瀣一气,加紧压榨人民。1909 年 7 月,帝国国会不顾人民的反对通过了帝国财政改革的新税法,每年增加税收 5 亿马克。这
期间工人的平均周消费为 31 马克,周工资仅 28 马克。政府扩充军备的债款就是这样转嫁到广大劳动群众身上。
与严酷镇压相伴而行的是,威廉政府的怀柔政策。统治者深知,仅有“暴力政策”和“特别法令”,“只会给社会民主党的磨坊浇水,只会使其内部得到加强和巩固,只会得到类似非常法的结果”。普鲁士的古斯塔夫·施莫勒尔教授 1904 年 5 月 13 日在普鲁士上院的演说道出了推行“双重政策”的
必要性与可能性,他说:现在的形势已不同于 1878 年和 1890 年”,社会民主党中的年轻一代“没有一个还睁着两只眼睛相信马克思的教条,旧的一代正在消亡。”因此他认为:必须在“镇压任何起义和制止任何革命运动发生” 的同时,“用公正的手向工人表示,政府会关心他们的幸福”,让他们感到“帝国是一个公正的道义的最高权威”,“没有这种双重政策,和解的目标就无法达到”。施莫勒尔主张:“继续推行社会改革的政策”。在“双重政策”思想的指导下,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软化措施。对社会民主党,继续让其获得合法的地位、并不断扩大它“参政”的机会。1898 年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是 56 个, 1903 年则增至 81 个。对工人,尽量使他们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20 世纪初,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都有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