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派”

《非常法》被废除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 1890 年改名为社会民主

党，并制定《社会民主党 1891 年纲领》，消除拉萨尔主义影响，但仍存在机会主义错误。1895 年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20 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左、中、右三个派别，中派不断向右派妥协，1913年右派首领艾伯特等人实际上掌握了党的领导机关，控制了大多数党组织。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鼓吹护国主义，支持政

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他们进行沙文主义宣传，歪曲战争性质，蒙骗工人。德国工会总委委员威·杨松在他的《工人的利益与战争的结果》文集中竭力证明：德国进行的战争符合德国无产阶级对幸福和社会安定的要求。党的主席胡·哈阿兹在 8 月 4 日的声明中宣布：“我们不会在危急关头将祖国弃置不顾”。他们甚至蛊惑人心地惊呼德国将遭受哥萨克人的入侵，给战争披上民主政治反对野蛮的沙俄专制政治的自由战争的外衣。就在德对俄宣战的第二天，8 月 2 日，为修正主义者控制的德国自由工会理事会决定：支持帝国政府在总动员期间采取的措施，停止反资斗争，工会联合会的财力和组织机构应为战争服务。就在德对法宣战的当天，8 月 3 日，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以 74 票对 14 票决定在次日召开的帝国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无条件地同意给帝国政府的数十亿战争拨款。两天后，党的执行委员会公开号召党员支持战争。在与政府的谈判中，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爱·大卫甚至表示愿意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民族民主”党。所有这些表明，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集团已从修正主义进而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了。

然而，右派领导的背叛并未能改变工人阶级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正确态度，拥有 100 多万成员和占全国成年人口 1/3 的 400 多万选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社会民主党左派首先从理论上批驳了“保卫祖国” 论和“阶级和平”论，如卡尔·李克卜内西的《进行反对战争的阶级斗争》、

《主要敌人是在国内》、《反对军国主义》，梅林的《战争的本质》，卢森堡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等等。这些论著有力地论证了战争的根源和性质，揭露了帝国主义政府的罪恶政策，戳穿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丑恶嘴脸。左派同时从组织上与右派决裂。就在右翼集团“8·4” 背叛的当天，他们聚会卢森堡住所，决定另行召开党的代表会议。9 月 21 日， 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发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彻底改组”的共同呼声。10 月，在柏林、不来梅、汉堡、开姆尼茨、法兰克福、莱比锡等各大城市纷纷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左派小组。1915 年 3 月 5 日，社会民主党左派在柏林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形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相对立的政治派别——“国际派”①。1916 年 1 月 1 日，在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蔡特金等的努力下，国际派在柏林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大会通过由卢森堡起草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提纲》，谴责机会主义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背叛行径，规定把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明确提出“以战争对付战争”的革命口号。会议决定定期发表《政治书信》，

① 因其主办的杂志取名《国际》而得名。

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第一封通信于 1 月 27 日发表。因发行人匿名为“斯巴达克”，史称这次代表大会形成的政治组织为“斯巴达克派”。

随着战事的发展，民族沙文主义的外衣不断被剥开，以及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积极活动，人民不断觉醒，反战浪潮不断高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成员投票反对军事预算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增多。1914 年 8 月第一次军事预算有14 人投反对票，第二次（1914 年 12 月）有 17 人，第三次（ 1915 年 3 月）

22 人，第四次（1915 年 8 月） 36 人，第五次（1915 年 12 月）达 43 人。成千上万的劳动大众响应斯巴达克派的号召，积极反战。柏林、德累斯顿、西里西亚、汉堡、耶拿、莱比锡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工人纷纷罢工，走上街头示威，“打倒战争”、“打倒政府”、“缔结和约”、“我们要面包”、“和平万岁”等口号响彻全德。市民把反战与反饥饿、反涨价结合起来，他们甚至袭击不法奸商，捣毁食品店。妇女聚集在国会大厦前，高呼“召回我们的丈夫”。在前线，多次发生德国士兵同交战国士兵携手联欢事件。在后方，军火工业部门的工人使机器停转。仅普鲁士，自开战以来，特别军事法庭审理的近 8 万起刑事案件中，80%都是违反战时禁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