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问题

巴黎和会没有确定德国的赔偿总额，但规定了赔偿原则。据凡尔赛条约有关条款规定，德国的赔偿范围是广义的，即不限于各战胜国遭到战火损害地区的重建费用和这些国家战争开支的部分补偿，还包括所有伤亡人员的退休金、养老金和家属赡养费，在德国被迫从事强迫劳动的交战国平民的损失费，以及 1918 年 11 月 11 日以前比利时向其它战胜国举借的债务及其利息。

条约规定德国在 1921 年 5 月 1 日以前以黄金、外汇、商品、船舶及有价证券

等偿付 200 亿金马克，以后将按照赔偿委员会制定的计划支付赔偿，支付期

限大致为 30 年。

1920 年 7 月召开的协约国斯巴会议确定了协约国各方分配赔款的比例，但仍未确定德国的赔偿总额。1921 年 1 月下旬，战胜国召开巴黎会议，会上确定了赔偿总额和期限，规定德国头两年每年缴付 20 亿金马克，第三—五年

每年缴付 30 亿金马克，第六—八年每年缴付 40 亿金马克，第九—十一年每

年缴付 50 亿金马克，其余 31 年每年缴付 60 亿金马克，这样，总额为 2260

亿金马克，分 42 年付清。同年 3 月 1 日，德国在伦敦会议上提出反要求，声

称德国已经偿付了 200 亿金马克，以后只有再支付 300 亿金马克的能力。3

月 3 日，协约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德国如在 3 月 7 日以前还不承认巴黎决议，协约国将采取必要的制裁措施。德国政府保持沉默。3 月 8 日，战胜国出兵占领了莱茵河东岸的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和卢罗尔特三个城市，①并在莱茵地区设立关税壁垒，对输入该区的德国货物加抽重税。4 月 29

日至 5 月 5 日，战胜国举行第二次伦敦会议，会议采纳了赔偿委员会提出的

新方案，规定德国赔偿总额为 1320 亿金马克，分 66 年付清，同时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规定德国政府接受赔偿计划并履行凡尔赛条约其他条款，否则协约国就要出兵占领鲁尔区。德国政府在最后通牒期满前两小时，接受了全部条件。

在实际赔偿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汇划问题。一次大战结束不久，德国曾向战胜国移交过 900 艘远洋轮船、5000 辆机车、15 万辆火车车厢、5000 辆载重汽车和约 5400 万吨煤。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相继恢复，战胜国除了继续需要德国的煤炭、木材和其它少数几种产品外，开始拒收实物。德国政府必须将工业品卖给农业国，换取外汇或黄金，或者向国家银行贷款，到国际金融市场购买外汇，作为赔款支付。后一种做法直接推动了国内的通货膨胀。二是非货币形式赔偿的估价问题，德国政府认为 1922 年底以前总计

赔偿达 420 亿金马克，而赔偿委员会的账目记载只有 100 亿金马克，但据华

盛顿特区经济研究所和凯恩斯个人的估价，赔偿数额约为 260 亿金马克。

由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轨和凡尔赛条约的处罚，德国经济从 1919 年初开始发生战后第一次较大的波动，该年工业总产量比上年减少约 1/3。但是，这次波动持续时间不长，从 1919 年底开始，到 1922 年末，全国工农业生产又有了明显恢复。然而，沉重的赔偿负担，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持续赤字预算和国际支付逆差，使得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政府为了减少赤字，从 1920 年 6 月开始向工人和职员征收薪金 10％的附加税，只是由于害怕引起民众不满，才不敢进一步扩大税收范围。面对施廷纳斯、黑尔费里希等垄断巨头的反对，政府出于保护重工业的目的，也不愿对企业增收直接税。因此在 1919—1923 年期间，国库收入只达到预算支出的 1/4，赤字部分只能依靠举借内债和增发货币来弥补。而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又使税收的实际价值降低，并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这样就陷入了恶性循环。如果以 1913 年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00 计算。1920 年 1 月就猛升到 1256，1922 年 1 月又上升到3665，同年 7 月进一步升至 10059，7 月以后，马克的贬值如脱缰野马，到鲁尔危机爆发时，上述指数已上升到 278500。通货膨胀刚发生时，垄断资本家和大商人大为得利，他们利用贷款抢购机器和原料，按原来的标准缴纳税款和支付工资，而以急剧上升的价格出售产品。同时他们还利用自己强大的实力和中小企业的困境，廉价收购这些企业的股票或直接吞并它们。这个时期，德国出现了一些投机性的规模庞大的新康采恩和卡特尔，其中比较著名和典型的是施廷纳斯、沃尔夫、波雪等巨头所拥有的康采恩，前者拥有 1220 个公司，所属企业分布在矿山、电气、铁道、造纸、陶瓷、水泥和其他部门。容克地主和富农也得到好处。他们利用日益贬值的纸马克清偿了对银行和政府

①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占领军于 1925 年 8 月撤出。

的 180 亿马克巨额债务。然而，城乡民众的银行储畜日益贬值，依靠房租、养老金和保险金等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其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沦为无产者，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小农经济受到沉重打击。通货膨胀造成社会动荡，民心不稳，社会风气不正，魏玛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和地位进一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