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邦国分立体制的确立

12 世纪中期，统治德意志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弗里德里希一世从 1154

年至 1186 年 6 次远征意大利。持续 30 余年的征战，意大利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弗里德里希的胡子，他因此而获得“巴巴罗萨”（Barbarossa，意为红胡子）的浑号。但弗里德里希一世的远征遭到与罗马教廷结盟的伦巴德同盟的顽强抵抗。后来在参与十字军东征途中，他溺死于小亚细亚。其继任者弗里德里希二世非但没有改弦易辙，反而把帝国的政策重心移向意大利。对意大利的入侵成了德意志王权由盛而衰的关键。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一直把对意大利的统治作为建立并巩固中央政权的政策重心。在他们看来，占有意大利可使“神圣罗马帝国”不会徒具虚名， 可使帝国获得丰富的财富，为皇权的强固创造雄厚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为使这个既定国策获得支持，只得向封建领主作重大让步，奉行打击城市以讨好诸侯的政策。因此，同西欧各国不同，德意志皇权不是利用新兴城市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消除封建割据的市民阶级为自己的支柱冲击地方领主势力，而是同追求独立的封建贵族结成联盟。饮鸩止渴，掠夺意大利的远征， 消耗了帝国的实力，导致了诸侯独立力量的加强和皇权的不断衰落，乃至走向崩溃。当然，也应看到，德意志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欧的差距。西欧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是建立在商品货币经济较发达的基础之上。繁荣的工商业把全国的经济利益联结起来，使分离主义失去存在的经济基础。德意志的经济状况却未能形成为这种连结在一起的全国性的经济利益，而是按地区组成利益集团。各地区牢固存在的自然经济恰恰成为各邦君主专制的经济条件。因此，当法国境内的诸侯被国王征服时，德意志境内的诸侯却发展成可与中央君主抗衡的独立的邦君。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陷入意大利的泥坑之时，国内割据局面日益加剧。1246 年，科隆、特里尔、美因茨三位大主教另立新主，加之城市爆发的大规模起义，使弗里德里希二世疲于奔命，积劳成疾，于 1250 年猝死。1268 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康拉丁在亲征南意时被俘，并被送上断头台， 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统治告终。从此各大封建领主不再受制于中央政权，各自发展自己的独立势力。帝国皇帝也不再是世袭，而是由最有权势的诸侯选举产生。最早的选帝侯有七个：科隆、美因茨、特里尔三大主教，萨克森公爵， 巴拉丁伯爵，勃兰登堡侯爵，波希米亚国王。各选帝侯按照自己的利益选举皇帝，彼此争斗不已，皇帝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有时因相持不下而选不出皇帝，有时甚至同时出现几个皇帝。从 1254 至 1273 年就是德意志皇位空缺时期，被称之为“没有皇帝的恐怖时期”。皇位成了诸侯股掌中的玩偶。

连年战争和皇权衰落，直接影响了帝国的经济发展。14 世纪初，德意志出现农业危机。农产品因城市垄断价格和行会制度束缚，价格低落，销售不畅。加上黑死病流行，大量人口丧失。到 14—15 世纪出现了农耕荒芜、村落衰败的景象。封建领主为弥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损失，又加重对农民的榨取。农民境况明显恶化。他们的牲畜被抢走，农地被掠夺，村庄被焚毁。在西部和西南部还形成了新的农奴制。领主集产权、法权、政权于一身，将农民牢牢控制在自己的领地上，进行超经济剥削。

农民愤然反抗，其形式有结盟、有起义。14 世纪 30 年代，莱茵地区和阿尔萨斯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并吸引了部分城市市民参加。14—15 世纪之交，西南德烽火四起，成了农民起义的中心，起义者结成的同盟，最盛时包括 60 多个城市和地区。他们摧毁领主城堡，袭击领主武装。最具政治意义的要数以穷苦人的鞋为标志的“鞋会”运动。广大农民集合在鞋会的周围， 赶走法国雇佣兵，要求公平合理的服劳役，废除世袭租税。他们不惧强暴， 斗争持续了几十年。

与此同时，各地诸侯在政治动荡中扩展自己的权力，加剧独立倾向。各封建领主纷纷给自己加上伯爵头衔，在自己的领地中拥有铸币权、贸易权、关税权、矿山权、森林权，并逐渐形成一整套行政机构和完整的疆域，还有自己的政治中心城堡。至 14 世纪中叶，在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外壳下出现了一大批独立的诸侯邦国和邦君，除七大选帝侯外，还有 10 多个大诸侯，200 多个小诸侯，1000 多个帝国骑士。他们的领地就是大大小小的邦国。

1386 年，帝国皇帝查理四世颁布一项帝国立法（因立法用金制的印章盖印，史称“金玺诏书”）从法律上承认选帝侯的政治特权地位。诏书承认选侯有选举皇帝的权力，承认诸侯在自己的邦内有绝对的君主权力，规定各邦内的市民和自由民都隶属于他们的邦君。诏书确认选侯的地位与皇帝相等， 是皇帝“身体的一部分”。皇帝赐给城市或任何人的权利，如有损选侯的权益，均属无效。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诸侯邦国分立的体制，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