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巴黎公社失败后，德国成了工人运动的重心。1875 年埃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利用合并后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工人运动，到 1877 年，已建立起 251 个地方组织，党员近 4 万名；26 个工会联合会，5

万会员；拥有 56 种报刊，订户 60 万。这一年的帝国国会选举，德国社会主

义工人党获得的选票从 1874 年的 17 万张增加到近 50 万张，议席由 6 个增至

12 个。面对日益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容克资产阶级恐惧万分，进步党领袖欧根·里斯特尔大声疾呼：“同反对派斗争是次要的事情，同社会民主党斗争是主要的事情。”

俾斯麦不失时机地镇压社会主义运动来强化他的波拿巴统治体制。1878 年 5 月 11 日，在柏林菩提树街，流氓无产者赫德尔开枪刺杀威廉一世未遂。

9 天后，6 月 2 日，又有诺比林向德皇行刺，威廉受重伤。这两件事原与社会民主党毫不相干，但俾斯麦却诿过于德国工人党，大肆宣传“赤色危险”。当他在弗里德里斯鲁庄园获悉赫德尔刺杀威廉时，便立即电示：“颁布反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并很快制订出一个法令草案——“防止社会民主党越轨的法令”。这个草案法令交付帝国国会讨论时，于 5 月 24 日以 25 票对 57 票被否决。6 月 11 日，按照俾斯麦的要求，联邦议会决定解散帝国国会，于7 月 30 日重行改选。10 月 19 日，为俾斯麦所操纵的新的帝国国会，在第三

读时以 221 票对 149 票通过由联邦议会提出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非常法）。21 日起法令生效。非常法共 30 条，规定：(1) “以危害公共安宁，特别是危害居民各阶级的和睦的方式，为旨在破坏现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企图服务” 的协会、各种团体、出版物以及会议和募捐，各地警察署有权禁止。(2)违反禁令而参加被禁止的团体、继续出版和散布已被查封的出版物，将处以巨额罚金和重刑。(3)各地警察当局有权禁止一切“违法者的逗留，有权撤销与违反非常法有关的出版商、书商、书室、店主等的营业执照。(4)对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使治安受到威胁的地区，各邦有权实行至少为期 1 年的小戒严；戒严期间，非经警察当局批准，不能公开贩卖出版物和集会。

非常法最初的有效期是两年半，后延至 1890 年春。俾斯麦政府利用这个法令大施波拿巴式专制的淫威。戒严、查禁报刊、封闭工会、解散集会、大兴冤狱、逮捕、监禁、判刑、流放、驱逐，到 1879 年中期，不到一年的时间，

政府一共发出了 627 项禁令。企业主联合会大批解雇拥护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蓄意把他们推向贫困的深渊。甚至罗马教皇也跟着发布通谕，把反对“社会主义的瘟疫”作为“教徒职责”。在非常法施行的 12 年里，有 900 名社会民主党人被驱逐，1500 名党员受到不同期限的监禁和徒刑，150 种报刊、1200 种出版物被查禁，320 个各种工人组织被取缔。白色恐怖充斥全德。

社会主义工人党面临着突如其来的袭击，多数领导人茫然失措。在非常法生效的当天，党的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便决定党自行解散，并要求地方党组织也作出相应的决定。失去了领导机构，随即引来了党和工人队伍的思想混乱。以约翰·莫斯特为首的一些人在《自由报》上撰文，反对进行合法斗争，颂扬赫德尔和诺比林的个人恐怖，主张立即进行暴动，甚至筹划组织新的“社会革命”党。与此同时，流亡在瑞士苏黎世的卡尔·赫希柏格、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即所谓“苏黎世三人团”）， 1879 年用三个星花署名在他们创办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了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他们把非常法的施行归咎于党的“过火行为”，要党声明“走合法即改良的道路”，主张党不应是无产阶级的特殊政党，而应当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

反动派逞凶肆虐，机会主义者推波助澜，党的领导动摇混乱，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1879 年 9 月，恩格斯得到马克思的赞同，给白拉克、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通告信》，严厉谴责“三人团” 的投降主义路线，指出这个机会主义集团“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了莫斯特等的左倾盲动，斥责他们的《自由报》“没有任何革命内容，而只有革命空谈”。两位革命导师同时对党的领导采取容忍机会主义分子的调和主义政策进行了批评，并为德国无产阶级制订了反非常法的斗争策略。

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党的领导人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逐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着手恢复和健全党组织。1880 年 8 月 20—23 日，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瑞士苏黎世的维登堡宫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党的处境和应采取的策略。大会一致决定，把党纲中关于党将“采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改为党有责任“运用一切手段”，表明党将引导全体党员和工人阶级采取革命的策略，即把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议会内的和议会外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代表大会还决定，在非常法时期委托帝国国会中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领导党的工作，《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这些决议指导党度过了动摇和混乱的困难时期，加强了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地位。维登堡代表大会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战胜非常法奠定了基础。

在非常法迫害之下，工人党的领导中心已无法在汉堡继续公开存在下去了，它事实上已秘密迁往莱比锡。工人党通过秘密运送到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发出各项号召书、宣言和传单，及时指明斗争的方针策略。工人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了秘密地方组织，形成了一个战斗堡垒群。1888 年10 月 21 日，非常法颁布 10 周年之际，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柏林、开姆尼茨、德累斯顿、埃尔贝费尔德、曼海姆等都同时飘扬着红旗，《社会民主党

人报》贴满了所有广告柱。工人党巧妙地以个人名义参与竞选，把自己的议员选进国会，利用议会讲坛展开合法斗争。在 1881 年那样艰难的境况下，工

人党在大选中仍得 30 多万张选票，把自己的 12 名代表送进国会。工人党还正常地召开代表大会，1882 年苏黎士代表会议、1883 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1887 年圣加伦代表大会等都一再作出决议，要“丢掉幻想”，“勇往直前”。

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白拉克等，坚持不懈地进行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反非常法期间，仅在党报上，李卜克内西发表的文章和著述不下百篇。他们身先士卒，利用一切场合开展有效的斗争。国会讲坛成了他们揭露反动统治、表明党的果敢精神和唤起民众抗击暴政的战场。甚至当他们身陷囹圄、被困铁窗，仍然忘我战斗。1880 年 6 月，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莱比锡横遭驱逐，他俩在联名发布的呼吁书中写道：“请确信，不管我们遭到什么事情，我们总是坚定地忠诚地站在我们为之流放的旗帜之下。”

广大工人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建立大量的伪装组织，诸如互助储金会、教育俱乐部等等，以此替代那些遭到禁止的社会主义者协会和工会，1886 年按行业建立的松散的中央组织有 35 个，地方组织 2300 多个。他们举行秘密集会，散发党的传单和小册子，为党筹集资金。更为突出的是，工人的罢工斗争持续不断地开展着，到 1889 年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据普鲁士

商业大臣统计，从 1 月至 4 月，普鲁士 10 人以上的罢工共 1100 多次，罢工

者近 40 万人。5 至 6 月，鲁尔、西里西亚、亚琛、萨尔等矿区，接连爆发了矿工大罢工，钢铁、纺织、建筑等工业部门的工人也都卷入了这一浪潮。罢工人数达 30 万人。

事实证明，俾斯麦依靠非常法根本无法消灭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 年 1 月 25 日，帝国国会以 169 票对 98 票否决了延长非常法的提案。2 月 20 日的帝国国会选举，工人党获得 140 万张选票，35 个议席，成为得票最多的政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反非常法斗争的历程，以德国工人运动的“英雄时代”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