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登堡改革

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堡（1750—1822）生于汉诺威的埃森罗德的一个贵族家庭，1791 年到普鲁士任职，1804 年起担任外交大臣。他一度活跃于外交舞台，参加一系列的对法谈判，以圆滑世故的手腕同拿破仑周旋，在保持普鲁士的独立地位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哈登堡反对农奴制，要求变革现状。但与施泰因不同，哈登堡倾向于开明专制主义的旧统治形式，尽量使改革照顾到容克贵族的利益。1807 年 9 月的《里加备忘录》集中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哈登堡拥护法国革命，但他接受的是法国变革的内容，却拒绝法国变革的方式；他呼吁对国家进行根本的治疗，跟上时代的潮流，却主张进行一次善意的革命，哈登堡写道：“那种由于政府的明智，而不是由于内部或外部的暴力冲击所致的革命，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基本原则”；他宣扬政治民主，却不打算真正把权力交给人民；他主张在资产阶级生活中，在经济方面，运用自由平等的原则，却认为应以维护并加强普鲁士政府权威为前提，尽管如此，哈登堡仍然不失为普鲁士杰出的改革家，在 1810—1822 年担任首相期间，继续施泰因未竟之业，颁布了一些改革法令。

哈登堡于 1811 年 9 月 14 日颁布《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敕令》，对解决农民的地产权和劳役义务问题作出决定：（一）农民可以把使用的土地转为己有，不论是世袭农民还是非世袭农民，他们在按规定向庄园主赎买义务后，均可将其田庄转为自身财产。（二）解除劳役及其他常规地租，即附着在这些产业上的一切义务和权利都应解除。（三）给地主以物质补偿，农民在把世袭耕地变为自由地产时，必须向地主缴纳相当常年地租 25 倍的赎金，或让出部分土地，才能免除徭役和租税。世袭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割让份地的 1/3，一代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则必须割让份地的 1/2 给领主，如保留地太小的农民，不能靠割让后的剩余土地维持生活，可保留全部土地而支付租金。

民族解放战争中断了法令的施行，拿破仑失败后，封建地主抵制改革的进行。哈登堡对调整法作了修订，1816 年 5 月 29 日公布一项《皇家宣言》， 对可以赎买封建义务的农民的范围作了限制。只有至少拥有一辆双套马车、并且在常规的村圃地中享有一份土地（即 1763 年普王威廉二世严令禁止地主

驱逐农民以前始终保持着这份土地）的农民，才能按 1811 年的调整令赎买封建义务。

以上两项法令连同 1821 年的《义务解除法》和《公有地分割法》，构成

了哈登堡的农业立法，它的实施交由一个 1817 年成立的总委员会负责处理。

这种“普鲁士式道路”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历时数十年，直至 19 世纪 40 年代末才基本完成。

在农业改革的同时，哈登堡尝试着财政、工业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1810 年 10 月 27 日的《财政敕令》、1810 年 10 月 28 日和 11 月 2 日的《工业税敕令》，规定征收普遍营业税，取消免税特权，使税收得到平等的、适当的分配；宣布营业自由，废除中世纪王侯拥有的限制工商业的禁令特许权

和强制特许权，取缔束缚工商业经营的桎梏；声明取消行会，每个成员可自由退出行会，每个行会由其成员议决存散。1812 年 3 月 11 日颁布的《关于犹太公民地位的敕令》，承认犹太人在公民身份和经济活动方面享受平等权利。永久居留在普鲁士境内的犹太人及其家庭，“应视为本国人和普鲁士国家的公民”，他们同享公民权利，同尽公民义务。

哈登堡改革同施泰因改革是一个整体，它同样遭到了贵族地主的抵制和责难，麕集在《柏林晚报》周围的容克集团诅咒哈登堡改革是“把值得尊敬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变成一个新型犹太国家”。但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1816 年后，哈登堡对调整法作了一系列有利于容克的修订，加上容克不断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中尝到甜头，因而不再激烈反对，改革得以继续缓慢地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