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非洲殖民
长期以来,俾斯麦对海外殖民一直持谨慎的态度。任凭列强瓜分世界狂潮的冲击和国内殖民狂热的鼓噪,他仍不为所动,坚决排除在欧洲以外去谋求领土。然而,在 80 年代中期,俾斯麦却骤改初衷,顿时成了德国商人海外殖民的积极支持者。
1883 年,不来梅烟草商阿道夫·吕德里茨在南纬 20°—28°之间的西南
非英辖沃尔菲施巴依和好望角之间的安格腊—贝肯地区登陆,以 200 枝旧式
步枪和 2000 马克的代价向当地部落酋长换得了 350 平方公里的领土,作为自己的“商栈”。之后,他请求帝国政府予以保护。俾斯麦遂即向伦敦发出问话:格莱斯顿政府对这一地区是否有领土要求。英国在拖延了 9 个月后回话:
整个南非沿海地区(即安格腊和好望角之间的约 1000 公里长的地带)均为其
合法的领土要求。次年 4 月 24 日,俾斯麦电令德驻开普敦总领事通知英国殖
民当局:安格腊—贝肯及其附近海岸已处在德意志帝国的保护下。当英国军舰“波阿狄西亚”号奉命从开普敦驶往安格腊—贝肯时,飘扬着德意志帝国国旗的炮舰已停迫在这个港口了。7 月 5 日,德国把非洲奴隶海岸的一处领地处于“保护”之下。7 月 14 日,德国又宣布喀麦隆河下游地区归它“保护”。10 月 15 日,俾斯麦政府正式宣布,德国在西南非洲、多哥和喀麦隆建立殖
民地。短短一年时间,德国在非洲取得殖民地 100 多万平方英里。
俾斯麦这种“一反常态”的热衷于海外殖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内政方面的动机在起作用。1881 年帝国议会选举,作为政府统治支柱的民族自由党、保守党和帝国党第一次败于反对党中央党和进步党。1884 年夏,进步党联合一切激进党人合并为一个“德意志自由党”,得到皇储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支持(被称为“太子党”)。87 岁的威廉一世已是风烛残年,同俾斯麦持不同政见的太子党之继位,指日可待。为避免政治上的颓势,俾斯麦要借支持西南非殖民来提高他的政府在帝国国民中的“民族威望”,于是指使御用报刊大肆宣扬殖民主义,指望在这农业慢性危机和工业趋于停顿的时代,积极支持海外殖民,再次使自己成为“德意志弟兄们”的希望。他要借此使亲英的自由党招来“缺乏民族感情”之指责,使它在即将来临的帝国议会的选举中陷入困境。他还想借此给激烈主张海外殖民的太子的上台设置障碍,使其在一开始便处于同英国对抗的麻烦之中。对此,俾斯麦在会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直言不讳地承认:德国的殖民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在皇太子和英国之间打入楔子。
同时,欧洲外交关系的变化,也是俾斯麦进行西南非殖民的重要因素。1880 年英国内阁改组,自由党执政。首相格莱斯顿宣称,其外交政策的基础是:支持“欧洲协同体”。他要把各大国的“声音汇合在共同的欧洲大合唱里”。这就是说,格莱斯顿内阁要更彻底地奉行英国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维持欧洲均势,为英操纵。按照这个方针,格莱斯顿摒弃了他的前任缔结的英土同盟和英奥合作。外长格兰维尔通电驻俄法普奥意五国大使,阐明英政府在巴尔干问题上接近俄国的观点。伦敦当局进而准备伙同彼得堡强制土耳其人履行他们在巴尔干的义务。
英奥疏远和英俄接近,使俾斯麦精心布下的欧洲政治棋局有被打破的危险,必须采取对策,阻止英俄改善关系,给予格莱斯顿的“欧洲大合唱”掺入不和谐的音调。
俾斯麦从两个方面迂回出击。首先是取悦于法国,主动与之谅解。1884 年 6 月底,俾斯麦在帝国议会的一次演说中,对法国费里政府大唱赞歌,希望德法友谊“畅通无阻”。之后又对法国大使巴龙·库策尔说:“1871 年以来我总希望法国能原谅色当,就像它原谅了 1815 年的滑铁卢一样”,并且在埃及、刚果等问题上一再表示和法国“紧密合作”,以此摆出一副德法亲善的态势。其次就是介入瓜分西南非的殖民活动。此举既可打击英国建立一个从好望角延伸到赞比西河的南部非洲殖民地计划;又可引起英国国内舆论哗然,使自由党政府在恼怒的国人面前进退维谷。可以说,对西南非这个海岸陡峭、开采不易、水源缺乏的不毛之地,俾斯麦并无多大兴趣①,他的真实用意就是,通过对不来梅商人的撑腰,第一次将德国国旗插上海外殖民地,让格莱斯顿内阁知道:这个正在崛起的中欧帝国不会老是踞守欧陆,英国必须
① 当殖民公司第一年大量亏损向政府求援时,俾斯麦仅派去一名专员敷衍了事。
重视它的存在,尊重它的意见,必须注意到在巴尔干英俄合伙损害奥地利所引来的严重后果。
俾斯麦对自己这一举动会不会引来英德冲突,是成竹在胸的。他相准 80 年代的格莱斯顿政府已陷入外交困境,料定英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与德冲突。因为,1882 年,英国出兵占领埃及,使法国极度不满。法国利用“埃及国际管理处”不断给英国制造麻烦。英法争夺埃及的矛盾十分尖锐。保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这条通往印度和远东的“生命线”,才是“英国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其二,1884 年 2 月,英国为阻止法、比对刚果河的渗透,同葡萄牙订约,企图通过它的附庸控制中非贸易的主要交通命脉。这又引起法国等的愤慨。11 月召开的柏林会议,通过“最后决议书”,确定刚果河流域为自由贸易区。英国在刚果问题上也陷入了麻烦。其三,1881 年爆发的、于今仍在猛烈进行的苏丹马赫迪反英大起义,以及爱尔兰问题等也使格莱斯顿内阁应接不暇。
被外交争执所困扰的伦敦当局,果然对俾斯麦插足西南非殖民地表现了极度的宽容。当柏林宣布安格腊—贝肯为德“保护”时,1884 年夏,格兰维尔在会见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时就表态:英国人完全善意地顺应德国的殖民意图。格莱斯顿说得很慷慨:“如果德国要成为殖民大国,我能说的话只能是:愿上帝使它成功。”9 月,格莱斯顿在他的苏格兰选区的演说中,非但没有谴责不来梅商人在西南非的殖民活动,反而对德国在这些地方的扩张活动“表示满意、欢迎和高兴。”10 月,在俾斯麦政府宣布喀麦隆、多哥为其保护区,并在报刊上对英在尼日尔河上的殖民扩张大加抨击后,伦敦仍保持缄默。次年 3 月,格莱斯顿亲切地接见了俾斯麦的儿子,再次表示:他将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以满足德国的任何要求。这些充分说明,英德在西南非殖民地问题上,并没有酿成纠纷,引起冲突,更没有造成两国关系的紧张。其实,俾斯麦不愿为谋取海外殖民利益而与英国冲突,他的西南非殖民
是在欧洲外交关系发生新变化时的一项策略措施。其真缔就是:胁迫英国同俄国拉开距离,维持巴尔干半岛上的均势,挫败格莱斯顿创立的“欧洲六国音乐会”的计划。因此,从俾斯麦的外交整体思想看,这个西南非殖民同他的“现实”的外交路线是相一致的,它充其量也只能是大陆政策交响乐中的一段稍稍变了调的小插曲。正是俾斯麦在其从政期内,始终固守大陆政策这块阵地,使他越发为大地主、大资本家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