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政治危机和人民反战运动国民经济军事化和经济恐慌

开战一年多，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部队规模不断扩大，军用物质消耗甚巨。仅凡尔登一役就倾泻 135 万吨钢。自 1915 年 1 月起，德军每个师

的炮兵连由 9 个增至 12 个，工兵连由 1 个增至 3 个。机枪、重炮、工程技术器材的配套也成倍地增长，刚研制、生产的新式武器、飞机、坦克、化学武器源源不断地投入运往前线。此外，还得给盟友输血，因为柏林当局深知， 只有靠德国的武器、弹药和借款，才能稳固中欧集团和拉住联盟伙伴。这些， 使本来并无打持久战、全面战准备的德国深感物质准备的不足。为了进一步调动国内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德国只得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战争轨道，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国家加强对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控制，设立了一系列的特别机构，以对经济实行计划和调整，控制运输和对内对外贸易。早在 1914 年就成立了“战

时工业管理委员会”和“战备物质管理部”，下设 59 个“军需公司”，统一控制矿石、金属、石油、棉花、皮革和油脂等原料的征集和分配，这个机构实际上是经济领域中的军事执行机关。1916 年建立了军事管理局（合并了战备物资管理部）控制着德国本土、被占领区和一部分盟国的战时经济。这一年，普鲁士成立“战争局”，担负着统一指导经济工作的一切职能。此外， 针对食品的短缺，还成立了一系列专门组织，诸如“战时粮食公司”、“中央饲料局”、“中央马铃薯局”、“战时动植物油脂管理委员会”、“中央水果蔬菜局”等等。这种国家干预生产和经济的措施，实际上是变自由的私人经济为国家控制的需要经济。而几乎所有的战时经济机构成员都是巨亨大贾，如战备物质管理部的领导人就是通用电气公司的经理瓦·拉特瑙，法兰克福五金股份公司的理·梅尔通、克虏伯经理左尔格等人都占据着军事管理局的重要职位。这又使国家机器同垄断组织进一步结合起来，为少数垄断资本家盘剥国民、发战争财提供有力的保证。克虏伯军火公司 1916—1917 年资

产增加了 3 倍。

劳动组织实行军事化，运用军事专制手段对劳动力调配、劳资纠纷、劳动日和劳动条件等，实行强制措施。早在战争爆发不久，国防部就下令，应着手建立战时委员会，统管劳动力的调配，规定工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等。1914 年底，通过“关于为祖国志愿服务法”，规定所有 17 岁到 60 岁的未应征入伍的男子都应参加“祖国志愿服务”。军火工业、农业、医疗和其

他对战时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部门都在“志愿服务”之列。

开足马力，发展军需生产。开战后不久，德国就有 7500 个以上的大企业

（包括冶金、机制、汽车、化工、厂矿）改为生产军需产品。仅制造大炮的工厂就有 182 家，生产步枪零件的有 150 家。1915 年，其军工产品产量超过了其他大国。到 1916 年，德国的兵器生产量提高了 50%—100%，机枪和火炮猛增了两倍半。1918 年月产机枪近 1 万挺。

1915 年的武器生产

沉重的战费负担，加剧了对国内人民的搜刮；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极大地破坏了城乡的生产力；英国的海上封锁，切断了德国向外获取原料和粮食的渠道。德国出现经济恐慌。

粮食和食品匮乏。大战之初德国还能从比利时、丹麦等国掠夺粮食。一年后，当局不得不实行定量配给。1915 年实行面包凭证供应，柏林每人每周2000 克面包或 1400 克面粉，儿童减半，婴儿不供应。到 1916 年冬，连最低标准的粮食、食品供应也难保了，蔓菁成了主要食品，人们把这一年的冬天讥之为“蔓菁之冬”。随之而来的是黑市猖獗，投机盛行，粮价和食品价格猛涨。同战前的一年相比，每公斤马铃薯从 7 马克 6 分尼涨至 13 马克 4 分尼，

黄油从 269 马克涨至 532 马克，小麦粉从 48 马克涨至 92 马克，大麦从 42 马克涨至 102 马克。1917 年德国的粮食产量仅为战前正常年景的一半。人民忍饥挨饿，怨声载道。

工业原料严重短缺。尽管德国自己有丰富的煤铁矿，但多数的工业原料均依靠进口，钨、铬、锑、镍、铅、锡、锰等贵金属，硝酸钾、硫、橡胶、油脂等化工原料，棉、毛等纺织工业，更是完全依赖外国。如今，随着每天成百吨、成千吨的钢铁在战场上倾泻，军工生产成倍增长，从国外进口的渠道一条一条地被堵死，原料的供应日显枯竭。虽然大力开展研制代用品，如纺织纤维、人造橡胶，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到后来连纺织品下脚料、废纸张、甚至教堂钟和门把手都被收集起来以应军需生产。民用需要则受严格限制。

劳动力不足。两线作战，使德国的兵力损伤甚大，官方统计，到 1916

年 2 月中旬，已战死 67 万人，受伤 164 万人，被俘或失踪 32.3 万人。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又加剧了国内劳动力的紧张，不少工厂开工不足或停工， 一些工厂只得依靠妇女、儿童、残废者和俘虏作为劳动后备力量。

为了把战费转嫁到国内人民身上，统治当局又大量发行公债、征税和增加货币发行量。在总共战费 1600 亿马克中，靠发行公债就筹集了 980 亿。1916

年起开始征收的战争赢利税收入仅够支付公债的利息。纸币发行额从 1914

年 6 月的 180 亿马克增加到 1918 年底的 250 亿。这些又极大刺激了通货膨胀， 加剧了经济混乱和恐慌，加深了国内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