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软弱妥协

德意志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缓慢，造成资产阶级力量非常薄弱；国家四分五裂，使资产阶级未能形成为整体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的独立出现，又使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害怕革命的深入发展。由此，德意志资产阶级反对派在革命进程中表现得矛盾、动摇、软弱、妥协。有人对德意志资产阶级的这种犹豫态度作了形象的描述：它“用国王的难以满足的奢望来衡量国王，用无产阶级的危险及其日增的势力来衡量无产阶级。它把国王和无产阶级放在天平的两端，而自己发抖地站着，问自己说，到底该把自己抛进哪个秤盘去呢？”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决定着德意志资产阶级最终把自己抛进了王权的“秤盘”。

柏林街垒尚未拆除，人民群众“三月之夜”的激情尚在奔放，资产阶级自由派却主张：“结束革命”了。他们首先把无产阶级排除于人民武装之外， 独霸市民自卫团，规定参加自卫团的条件必须是：本地人，能找到担保人并

保证以后归还武器，独立谋生的人。于是，这支革命的武装便蜕变了，从反封建的工具变为保护“神圣财产”、反对“煽动者”的工具。梅林指责说： “这支军队在武装的反动派面前是胆小的兔子，在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面前是怒吼的狮子。”柏林唯一的政治日报《阅报室》也评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后第一天就竭尽全力后退。”

起义胜利的第三天，3 月 21 日，柏林的自由派就与国王密商，把军队召回。在一份有 1.4 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上，请求国王把“同市民友好的部队”开进城来。在他们看来，用真正的军队保护神圣的财产要比他们的志愿勇士（市民自卫团）更可靠。3 月 30 日，1 个步兵团、1 个骑兵团、外加 2 个步兵营和 1 个骑兵连重新进驻柏林。

普鲁士的“三月内阁”成立以后，资产阶级的代表立即走上了与王室、封建主、官僚、军阀妥协的道路。他们拒绝召开新的人民代表会议，以所谓 “法制基础”和维护“法律状态的连续性”为藉口，主张由普鲁士联合议会讨论拟定新宪法和选举法。4 月 6 日和 8 日，联合议会颁布法令，确定“新的宪法由国王同人民代议机关协商后确定。”同样，康普豪森——汉塞曼内阁也没有撤换一个旧官吏，不曾动弹旧普鲁士国家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份。马克思指出：“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生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于是，国王又恢复 3 月 18 日中午以前的权力，内阁则成了封建君主抵挡人民革命情绪的缓冲物。康普豪森也承认：“我们已成为王朝的盾牌。”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资产阶级自由派依然未敢触动封建基础。德意志

革命虽是以实现国家统一为形式出现的，统一问题被提到首位，土地问题列于次要地位。但二者又是密切相关的，解决农民的问题是关系到削弱封建割据势力、壮大革命力量的大事，是实现民族统一的基础。三月革命爆发后， 农民纷纷停止履行强制徭役，并迫使地主立下字据，放弃封建特权。这个事实，只需“三月内阁”加以法律承认，农民（尤其是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便可获得彻底的自由。然而，资产阶级自由派却拒绝实现革命的经济内容，害怕用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3 月 27 日，内阁发出命令，宣布一切利用威胁和暴力迫使地主所做的让步一概无效。在由汉塞曼提议、部长吉尔克拟定的普鲁士土地改革草案中，把所有的封建义务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赎取而废止的义务，一类是无偿取消的义务。最后无偿废除的仅是一些细琐的义务，如地主狩猎权、土地转移金、屠宰什一税、放牧税、养蜂税、水渠捐等，而这些封建义务事实上早已不存在了。主要的封建义务徭役租等却依然存在。所以马克思揭露说：1848 年的德意志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保持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 1848 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稀！”1789 年的法国，在攻打巴士底狱后 3 个星期就清除了封建垃圾。而 1848 年的德国，在三月起义后的六个月，一直没有采取任何（哪怕是临时）的措施来满足农民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