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斗争”

普鲁士的统一德意志，并不能完全制服各邦的分离势力。例如以北德联邦宪法为基础的帝国宪法，在巴伐利亚遭到公开的抵制。巴伐利亚宪法关于定居和结婚的条文规定：巴伐利亚国民在普鲁士或萨克森结婚，如果没有得到巴伐利亚国王批准，将来他的婚生子女在巴境内将被视为私生子女。

由于罗马教廷把普鲁士这个领导着德意志的霸主视为新教国家，担心随着普鲁士——德意志国家政权的集中和增强会削弱教会的政治影响。早在北德意志联邦成立的时候，各教会报纸就对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大唱反调。从 70 年代起，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等的分离主义者，还有波兰和阿尔萨斯的天主教徒聚集在天主教中央党的周围，与帝国政府作梗。1871 年 3 月，中央党在刚刚开幕的帝国议会上提出：帝国政治应该支持梵蒂冈教皇庇护九世。实质上是要新教的德国屈从于罗马天主教，败坏普鲁士的声望。12 月，巴伐利亚教士公开在布道时攻击俾斯麦的政策。天主教会青年运动成员库尔曼甚至刺杀俾斯麦（未遂）。

天主教中央党的反对活动，使俾斯麦大为恼怒。不过，俾斯麦并不感情用事，他敏感到：天主教的反对活动带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是对刚建立起来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极大威胁。他要利用对天主教的斗争来巩固帝国的统治。1871 年 6 月 19 日，《十字报》秉承首相旨意，撰文对天主教“宣战”，声言帝国政府将不仅仅局限于防御，而且将转入对内对外的反抗。这意味着，不仅中央党，就连罗马教廷本身都将成为攻击的对象。7 月初，俾斯麦取消普鲁士文化部的“天主教处”。当中央党领袖对此大加责备时，俾斯麦尖刻地驳斥道：不可能把国家分割成“每个教派都将分得一定份额的各个教区”。鉴于耶稣会会士在东普鲁士学校提倡波兰文化及阿尔萨斯—洛林的神父支持其信徒反对普鲁士的统治，11 月，俾斯麦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公布法令：把一切学校，包括私立的教会学校在内，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学监应特别注意天主教学校的宗教课。12 月，颁布帝国法令，规定教士如在教堂中谈论国事，就应受逮捕或监禁的处分。1872 年初，反俾斯麦教会政策的温和保守派人士，普鲁士文化大臣海因里斯·冯·米勒被撤职，继任者为仇视天主教的自由理性主义者阿达尔贝特·法尔克。6 月，取缔耶稣会，并采取强硬措施，逮捕科隆和波森大主教及其两个辖区的主教，撤掉了 1300 个教区的教士。1873 年 5 月，颁布四项反教权法令，规定教士必须在国立大学学习，以作为从事这项职业的准备，国家对教士的授职有否定权。1874 年 12 月，俾斯麦在帝国国会作了六次长篇演说，以挑衅的口吻迫使中央党应战。1875 年 5 月，进而颁布法令，规定一切教团和类似教团的团体都在取缔之列。

俾斯麦反教权主义的斗争，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民族自由党人鲁道夫·菲肖夫甚至把俾斯麦和教会的斗争冠之以“文化斗争”的美名，称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搏斗。俾斯麦对这种掩盖其真实目的的称谓格外赞赏。于是，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初期发生的这场俾斯麦政府与中央党的斗争便以“文化斗争”载入史册。其实，它与“文化”毫无关系。这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所进行的普鲁士容克统治帝国和反普鲁士容克统

治的斗争，是普鲁士强邦与西南中小邦争夺德意志的权力之争。威廉·李卜克内西说道：中央党反俾斯麦政府“仅仅是为了在进行阶级统治时争得应有的一份而同帝国政府争吵”；“俾斯麦想把普鲁士大兵尖顶帽戴到天国宪兵的头上，可是天国宪兵更多地只是想把这笔生意记在自己账下。”但由于普鲁士的统一德意志是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这种斗争又一定程度上带有统一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性质。

到 70 年代后半期，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迫使俾斯麦将这场“文化斗争” 草草收场。1875 年俾斯麦错误估计形势，挑起德法危机，引来了英俄的强烈不满，弄得他狼狈不堪，躲到瓦尔青闭门思过；此时国内经济衰退的迹象又使他忧虑不安；东方危机的爆发还使俾斯麦急切希望腾出手来利用这有利的国际纠纷为德谋求中欧的权益；而且使用警察手段压制天主教，反使中央党获得更多的同情，1874 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央党从（1871 年的）63 席增至 91 席；加上国内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迫使俾斯麦联合一切敌视工人阶级的力量——民族自由党人、保守的容克和罗马天主教徒等，维持国内政治派别的平衡，以稳固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统治。为此，俾斯麦认识到，他“必须至少走一段去卡诺莎的路。”中央党也深感工人运动的威胁，愿意妥协。他们警告说：“如果你们剥夺工人在彼世的天堂，他们就想要地上的天堂了。因此，耶稣会士永远会成为‘国际’的最积极的反对者。”从 1876 年起，俾斯麦便改调门了。1 月，他提出一项立法议案，规定法院可将一切号召阶级斗争和违反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人逮捕入狱。这意味着天主教和新教在反社会主义的共同要求下开始和解了。从这时起，俾斯麦政府就停止制定反天主教的法律了，在“文化斗争”时期颁布的反教会的法令也大都随之废弃了。俾斯麦因此而获一枚教皇勋章。

在进行“文化斗争”的同时，普鲁士各省又进行了行政改革。根据 1872

年 12 月 13 日普鲁士政府通过的“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兹南、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诸省专区法”规定：取消地主在村社和乡区中的世袭的警察权和司法权；村长由选举产生；乡和县的首领由普王从地方选举会议提出的候选人中委任。这一改革，把容克依靠世袭的政治特权改为受政府委任， 把普鲁士农村中的容克政权置于中央政府的统制之下。这也是巩固统一的一项重要措施。当然，这仅是部分地剥夺了少数容克的特权。从整体上看，容克的政治统治大大加强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单个人的封建政权被废除了，但是与这种特权相联系的无限权力却转到了整个阶级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