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性的转折及拨乱反正的进行

经过了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之后，终于在 1978 年底发生了重大的转

折。这次转折以这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197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在讨论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纷纷提出了当时党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要求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决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11 月 12 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应对天安门事件以及彭德怀等同志平反等 6 个问题。接着，许多同志又提出应为“二月逆流”、“右倾翻案风”等问题进行平反，解决好历史遗留的问题。这样，会议便突破了原来设想的议题，把这次原定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变成了一次拨乱反正和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重要会议，从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好了准备。在 12 月 13 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一致同意从 1979 年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会议深入讨论了思想路线问题，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正确解决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人人解

放思想，“开动机器”。

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国民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国民经济管理体系的权力过分集中，这些问题应该在几年中认真地加以解决。会议还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

会议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还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少宣传个人；人人要遵守党的纪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端正了指导思想。会议不仅纠正了华国锋坚持的“左”倾错误思想，还开始对“文化大革命” 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纠正和清理，从而结束了“左”倾错误长期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开始全面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会议作出的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八大确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会议提出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出了总的指导方针。因此，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也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这次会议之后，国家立即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

在思想理论上，系统地清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还要实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的错误理论，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阶级斗争问题。重申以坚持党的领导为中心的四项基本原则，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不应该缩小，

也不应该夸大。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掀起高潮。在 1980 年 2 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即原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以至被迫害致死的冤案得到了平反。到 1981 年，中央和全

国各地为 290 多万人的冤假错案平了反，并合理解决了为数更多的没有立案审查而受到错误批判和株连的各级干部、各民族群众的问题。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妥善安排，各级领导班子得到了调整、整顿和加强。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落实了各项政策，调整了社会关系。从 1979

年 1 月起，开始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社员的待遇，其子女的个人成份也一律定为社员；同时为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为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家属落实了政策。从 1979 年 11 月起，开始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它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使原 86 万工商业者中的 70 万人恢复了劳动者身份，原工商业者的成份也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除此以外，知识分子、统战、民族、宗教、侨务等政策也逐步得到了落实。这样，就使大批的人原被压抑的积极性被调动和发挥了出来。

在此期间，各民主党派重新恢复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被迫停止了的活动，并被肯定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各民主党派恢复工作后，发挥各自的特长，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经济建设上，坚决清除了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从 1979 年认真贯彻执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正确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到1982 年，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逐渐协调。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有了较显著的改善。在经济调整中，中央还提出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并开始认真地探索。

在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战线上，拨乱反正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国民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显著的改善。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加强了自身的建设，调整了部分领导人。1980 年2 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恢

复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同年 8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赵紫阳为总理。11 月 10 日至12 月 5 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 9 次会议，讨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主要错误，决定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1981 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增选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

国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决议对建国 32 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并肯定了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