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一）广泛联络上层人士。其中包括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爱国将领、社会名流、学者，也包括国民党核心集团中的某些人士。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先后致书杜斌丞、宋子文、邵力子、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蔡元培、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许德珩、冯玉祥、张伯

苓、陈果夫、陈立夫、张东荪等许多人，解释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吁请他们促成中国合作抗日局面的实现。

（二）实行白区工作的转变。1936 年 3 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派遣到达天津，以中央驻北方代表的身份，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刘少奇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大力克服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把中共的白区工作推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轨道，实现白区工作的转变。刘少奇发表一系列文章、报告及党内通讯，批评错误做法，阐发正确的方针策略和工作方法。为了推动白区工作的转变，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写了《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阐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及领导群众斗争的原则等问题。

（三）同国民党当局重新接触。1935 年 4 月，蒋介石派其亲信邓文代任中国驻苏使馆首席武官，与苏当局联系中苏联合制日事宜，并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与中共联络。王明会见了邓，并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与邓接触。在国内，中共北平市委派吕振羽、周小舟到南京与国民党方面的曾养甫、谌小岑举行了会谈；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张子华也会晤了曾养甫；中共中央负责人听取了由宋庆龄派往陕北的董健吾所转达的国民党方面要求谈判的信息。这也促使中共逐渐放弃反蒋口号，并在 1936 年 8 月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正式提出愿与国民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9 月以后，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到上海与国民党谈判。至 11 月，因国民党坚持“改编”红军的要求，谈判无结果而终。

（四）争取地方实力派。如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华北的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过写信、发表谈话、派干部、会谈等多种途径，与他们取得联系。其中特别是大力做驻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十七路军）的工作，争取首先在西北造成合作抗日的局面。东北军官兵有家乡沦陷之苦，迫切希望打回老家去。张学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九一八”后又一直以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代蒋受过，怀有强烈的洗雪国耻、报效国家的愿望。杨虎城西北军曾有过与共产党合作的历史，又长期受到蒋介石的歧视。东北军、西北军都在“进剿”红军中遭到失败，已感到“剿共”无出路。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途径，既联系上层，又争取下层，很快改变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敌对关系。1936 年 4 月 9 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秘密会谈，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1936 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完全停止敌对状态。这对后来中国政局关系极大。

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1936 年内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由“一二九”开始的学生爱国运动，1936 年一直在持续着，并且开始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抗日救亡刊物大量出现，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1936 年 5 月在上海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实现了国民党统治区各界爱国进步人士的大集合。

1936 年 6 月初，发生两广事变。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的旗号，公开与蒋对立。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当局领导全国抗日，并把所属部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准备进兵江西、湖南。这次事变带有国民党内部争斗的性质，但也增加了全国抗日的气势。蒋介石一方面收买陈济棠的部下反陈，另方面拉李宗仁举行谈判，再加全国救国会做工作，呼吁各方团结御侮，结果，陈济棠于 7 月中旬宣告下野，

李宗仁仍在广西任职，战事未起。

1936 年 11 月，绥远抗战爆发。日军与伪军李守信、王英等部进攻绥东，中国驻军傅作义部奋起抵抗，与日伪军大战于红格尔图等地，把日伪军击败，并乘胜收复百灵庙。全国掀起援绥运动。

当时，一方面，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认真贯彻，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新的高潮；另方面，国民党蒋介石虽然在对外对内政策上有些变化，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没有改变，当两广事变解决而用政治谈判取消红军的企图失败后，又把主要精力用在“剿共”上面，决心把共产党和红军消灭在西北。这两方面情况，使已决心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尖锐起来，到 1936 年 11、12 月，达到不可化解的地步。

11 月绥远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严词拒绝了张学良带兵援绥的要求，令张

专心“剿共”，否则将撤职。同月 22 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史称“七君子事件”。此事激起全国巨大的抗议浪潮。张学良亲自架机到洛阳见蒋，要求释放七君子，又遭蒋拒绝。12 月 4 日，蒋介石赴西安“督剿”，要求张、杨：或服从命令，全力进攻红军；或撤出陕甘，东北军调闽，西北军调皖，由中央军“进剿”。至此，蒋已把张、杨逼入绝境，不反抗，即灭亡。张、杨经过密商，决定既不“进剿”，也不外调，对蒋再做说服，促其停战议和，如劝说不听，就实行“兵谏”。12 月 7 日，张向蒋“哭谏”，蒋表示至死不会改变“剿共”政策。12 月 9 日，西安学生万人示威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游行队伍步行往临潼向蒋请愿抗日，蒋命张制止，如不听，“格杀勿论”。张学良进一步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也再一次被蒋介石的顽固态度所激怒。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

是日凌晨，张学良派部队至临潼华清池捉蒋。同时，杨虎城派部队在西安城内拘捕了随蒋来西安的军政要员。12 月 13 日，张、杨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这次行动的动机是对蒋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 8 项主张。

西安事变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国内外各种势力都做出自己的反响。其中，南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南京政府分成“讨伐”和反“讨伐”两派。开始时，以何应钦、戴季陶为代表的“讨伐”派占上风，何被推为“讨逆总司令”。以英美为背景的宋氏兄妹和孔祥熙等反对讨伐，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冯玉祥、张治中等也主张和平解决。这样，主和的意见很快又取得优势。他们派先后做过蒋介石、张学良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首途西安，进行试探。

共产党对张、杨的“兵谏”之举，事先并不知道，但事起之后，张杨很快电告了毛泽东，并电请中共派代表去西安共商大计。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和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也很快电告了此事。中共中央得悉后，及时做出支持张、杨的反响，肯定事变是为了抗日，是义举，决定：第一，致电张、杨，建议他们做好军事部署，以免西安腹背受敌，并应搞好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团结；第二，红军南下，策应东北军、西北军行动；第三，派周恩来等去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事变如何解决呢？在中共中央 12 月 13 日政治局会议上，负责政治局与书记处工作的张闻天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和“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等意见，亦即主张同南京政府和平解决事变。但在怎样处理蒋介石

这一解决事变的核心问题上，却经历了一个反复研究和讨论的过程。12 月 17 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周恩来在同张学良会谈中，取得要保证蒋介石安全的共同意见。12 月 19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后否定了把蒋交人民裁判的意见，提出“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不站在反蒋的立场”。同日，向党内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对西安事变的原因、意义、可能出现的前途及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都做了正确的分析和规定。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西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南京方面派出宋子文、宋美龄来西安与张、杨谈判。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宋氏兄妹也进行了谈判，并会见了蒋介石。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同西安三个方面（张、杨、共）的谈判，达成了若干项口头协议，包括：停止“剿共”，联合抗日；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蒋向周恩来表示：第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第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第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①蒋要求不采取签字方式，而以人格作担保。12 月 25 日，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亲送蒋回南京。西安事变正式和平解决。25 日当天，蒋到洛阳，迫令张学良电告杨虎城释放被扣的国民党其它军政要员。26 日，蒋回到南京，当天发表《对张杨的训词》。31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李烈钧等组成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判刑 10 年，几天后，国民政府又予以“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被软禁。1937 年 6 月，杨虎城被逼出国，回国后被国民党逮捕关押。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毛泽东语）。经过这次事变，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剿共”政策，开始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这是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过渡的关键一环。从此，近 10 年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新的国共合作局面开始出现。

国民党为了商讨西安事变后的内外政策，1937 年 2 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在会前致电该会，向国民党提出 5 项要求和 4 项保证。5 项要求的核心是希望国民党放弃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采取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的新政策。4 项保证的基本精神是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以便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成和全国抗战的发动。会议开幕的当天，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 14 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要求国民党联共抗日。会议发表了宣言，其对内政策部分，承认“和平统一” 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对外政策部分，仍向日本企求和平，但表示如果“超过忍耐之限度”，就要“决然出于抗战”。会议还通过决议，攻击共产党，声称必“使赤祸根绝于中国”，但又含蓄地表示，可在一定条件下与共产党谈判和合作。通过这次会议，国民党正式把“武力剿共”政策改变为“和平统一”政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共产党对该会的通电，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此后，中共派出周恩来等人，与蒋介石等又进行了多次谈判，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个半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73 页。

在由苏维埃革命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关头，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以求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和今后的中国革命能有正确的指导。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积近 10 年红军战争的经验，集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探索的成果，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1937 年 7、8 月，毛泽东写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全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基本观点的两篇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在该提纲的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把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提到一个新的水平，确定了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共在新的征程中继续前进的最重要的思想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