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调整国民经济，战胜严重困难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使中共的领导逐步清醒起来，重新着手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以战胜严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

1960 年 6 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十

年总结》的讲话。他回顾了过去 10 年的曲折经历，并对大跃进中的某些错误做了自我批评，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在谈到今后的经济建设方针时，他提出，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1960 年的计划要加以调整，指标应留有余地，宁可少一些。

这与大跃进初期信心十足地强调高速度的情形相比，思想显然有了变化。同年 7 月 5 日至 8 月 10 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强调，

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 5 年不变，死死规定下来，

再不要讲 3 年到 5 年从基本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还提出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9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指出，1961 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开始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11 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简称《十二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这些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并重申庐山会议前中央为纠正“左”的错误而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要求坚决地贯彻执行。

1961 年 1 月 14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会议听取和讨

论了李富春作的《关于安排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多次讲话。他要求全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 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他还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八届九中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标志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指导方针和指导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大跃进实际上停止了。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结束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附有新发现的毛泽东于 1930 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发表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广大干部认真学习这篇文章，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在这一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人纷纷下到农村或工厂，直接倾听群众呼声。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如实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使多数干部的认识逐步接近客观实际，这就为贯彻调整方针，制定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根据上述精神，毛泽东率先带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 3 省农村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 60 条”）。经广大干

部和群众 1 年多的反复讨论和试点，又先后做了几次重大修改，主要是取消了农民普遍反对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并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修订后的“农业 60 条”，在解决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这个条例虽然尚未彻底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矛盾，但是由于解决了一批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因而在调动农民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还

是发挥了作用。

继“农业 60 条”之后，中央各有关部门又陆续着手制定工、商、文、科、教等各类条例。这一系列具体条例是在总结建国后各项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实质上是对大跃进以来被搞乱了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的拨乱反正，对于纠正各方面的“左”倾错误，建立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起了积极作用。没有这些具体的工作条例，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就难以贯彻落实。在制定这些具体条例的过程中，又推动党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沿着正确的方向进一步转变。

3 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不能不引起许多干部和群众的深入思考，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各种疑问：对当前的困难怎样认识和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什么？产生错误的根源何在？“三面红旗”究竟正确不正确？怎样才能真正纠正错误，战胜困难？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各有不同，在领导干部中也并不完全一致。

为了系统地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1962 年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解放军的负责干部，共 7000 余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稿。

会议原定 1 月底结束，由于不少与会者希望会议能充分发扬民主、创造条件，让大家有机会畅所欲言，把心里话都讲出来。毛泽东提议延长会议时间，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这次会议的主要收获是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在列举了几年来经济建设的成就之后，着重指出工作中发生了如下的缺点错误：（1）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2）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共产风”和其它平均主义的错误；（3）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4）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

报告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同时，也由于近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就妨碍了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阐明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几年来在党和国家生活中，一方面，主要是民主不足；另一方面，分散主义也相当严重。因此，必须加强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把困难想得多一点，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是不行的。

以上这些认识，可以说是从大跃进的失误中已经取得的初步的但是十分宝贵的教训。限于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会议对一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还没有给予明确的彻底的解决。

首先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看法，仍然认为

“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就使得会议不可能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的高度，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会议讨论中，刘少奇认为，我们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 5 年、10 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还说人民公社晚办几年也许更好。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他还认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刘少奇的这些比较接近实际的说法，实际上是毛泽东所难以接受的。

其次，这次会议还未摆脱个人崇拜的影响，仍然把成绩和正确的方面归功于毛泽东，而对他的缺点错误则不敢涉及。尤其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竟然不顾事实地说，毛主席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少走得多。林彪的这些讲话说明，个人崇拜的不良现象继续存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并未真正恢复起来。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缺陷是没有认真地清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没有对反右派斗争以来多次发生的过火斗争和错误批判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彻底清算，以致不久之后，这一错误又得以恢复并进一步发展起来。

七千人大会尽管有以上的局限，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发扬了党内民主，使全党对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并初步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这对统一全党认识，加快调整步伐，战胜严重困难，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比较乐观的估计，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但是不久之后，即发现 1962 年的预算隐藏着巨大的赤字，并且

从 1958 年以来，连年都有财政赤字，到 1961 年累计赤字已达 180 多亿元。

在 2 月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西楼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对经济形势要重新认识，我们现在处在“类似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陈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也认为经济形势严峻，提出对经济恢复的速度要“争取快，准备慢”。5 月，中央常委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讨论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都强调对当前的困难形势要有足够的估计，要下大的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坚决退够。会后，根据通过的这个的报告，对国民经济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整。

第一，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从 1961 年初到 1963 年 6 月，两

年半内共精简职工约 2000 万，减少城镇人口 2600 万。周恩来当时曾说过，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后来提到此事时也感叹地说，几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共产党领导，哪个办得到！

第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1962 年同 1960 年相比，基建投资由 384 亿元减少到 67 亿元，积累率由 39.6%降为 10.4%。施工项目由 82000 多个减为 25000 多个。

第三，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经过调整，全国工

业企业数由 1959 年的 318000 个，减为 1962 年的 197000 个，减少 38%。与此同时，还降低了大多数重工业的生产指标。

第四，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1962 年，在深入贯彻“农业 60 条”，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继续加强对农业的支援。

此外，还在制定一系列具体工作条例的基础上，大力整顿经济秩序，加强企业管理和财政管理，控制货币发行，加快货币回笼。同时，努力疏通流通渠道，恢复供销合作社，发展集市贸易，以利搞活城乡经济。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首先是对 1958 年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

工作。1962 年 4 月 27 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作出决定，要求对近几年来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或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在 5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肯定了军队方面采取的一揽子甄别平反的方法，建议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也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对过去搞错了或者基本搞错了的干部，统统摘掉帽子，除个别有严重问题的外，都不要留尾巴。这一意见，得到了会议的赞同，会后，甄别平反工作即迅速全面地展开。到 1962 年 8 月，全国有 600 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不过这项工作进行得不够彻底。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曾提出应解决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但毛泽东认为右派分子中除个别人外，一般不存在甄别平反问题，只可对其中改造较好的，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帽子。另外，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也认为他们有“国际背景”，“阴谋篡党”，还说彭德怀是“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因而不能给予平反。彭德怀对这种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感到极大的委屈，于是在 1962 年 6

月中，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呈送了长达 8 万字的申诉信，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检讨，对不符合事实的指控也作了说明，要求中央重新审查。然而，这封信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在后来使彭德怀受到更加不公正的对待。

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同时，对科学、教育、文化以及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政策也作了调整。1961 年 7 月至 1962 年 4 月，中共中央先后批发了“科

研 14 条”、“高教 60 条”、“文艺 8 条”等文件。这些文件总结了大跃进以来上述各方面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左”的偏向，要求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恢复正常的科研、教学工作，繁荣文艺创作。

1962 年 3、4 月间，先后举行了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分别在这些会议上，就目前形势和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作了坦诚的讲话。刘少奇把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民主人士通了气，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共产党中央。周恩来也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这种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的郑重态度深为感动，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接着，中共中央还相继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民族工作会议，检查纠正近几年来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强调必须正确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工作等各方面的问题，以加强全国各

阶层和各民族的团结。

以上一系列工作，对于改善共产党和广大群众的关系，发扬人民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共同战胜困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调整工作迅速取得成效。1962 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首先是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这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3200 亿斤，比上年增产 250 亿斤。农业总产值也比上年增长 6.2%，结束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其次是财政金融和市场情况也有所改善，1962 年收支大体平衡。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约 35%，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上升。当然，这一切只是表明经济困难刚刚迈过了沟底。总的说来，工农业的生产水平和广大人民的生活程度仍然是很低的。

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时期，应不应该推行“包产到户”这类农业生产责任制，曾经在共产党内引起严重的分歧和争论。1959 年，在一些农村地区就出现过“包产到户”，但在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很快受到批判和制止。1960 年以后，在安徽、广西等省的一些地区，农民又自发地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毛泽东知道后表示同意试一试。这年秋天，安徽省的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实行了“责任田”制度。但到这年 10 月，中央初步决定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毛泽东认为这种办法可以基本解决农村的矛盾，没有必要再试行“包产到户”。中央随即发出指示，认为“包产到户” 是一种变相单干，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原则，要求制止和改变这类作法。但是，许多农民对“包产到户”却迟迟不愿取消，有的明改暗不改。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也表示支持。当时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经过长期系统的调查研究，肯定安徽等地实行的“责任田”或“包产到户”不是方向性错误。他认为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他的这些意见曾在 1962 年 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 6 月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过。会上意见分歧，难以统一。邓小平表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民间谚语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刘少奇、陈云也表示赞成考虑这种意见。此外，邓子恢还向中央建议适当地扩大社员的自留地，开放农村的自由市场，朱德也强调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要重视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但也有一些中央和地方干部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否定集体经济。由于党内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认识不统一，中央指示各省委对此类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和解决农业生产问题作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