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纠正“左”倾错误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1958 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

少乱子，从这年 11 月起，毛泽东首先提出并带头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1

月 21 日至 12 月 10 日，在武昌相继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即武昌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针对有些人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是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这些都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几种过程，而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的时间。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原则，也就是说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决议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衷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衷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

决议批评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还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的“左”的倾向，指出这种想法是对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强调在今后一个必要的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

关于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由于对 1958 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仍然估计

过高，认为粮、棉、钢、煤等主要产品都将比 1957 年增产一倍或一倍以上，

因此，会议通过的 1959 年计划，除将基本建设投资由 500 亿元降为 360 亿元，

钢产量由 2700 万吨到 3000 万吨降为 1800 万吨到 2000 万吨外，其它大体保

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指标。会议还要求在 1959 年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

实现比 1958 年更大的跃进。

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要“讲真话”，“压缩空气”，反对浮夸，要“冷热结合”，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同时也提出不要作“观潮派”、“算帐派”。还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这些精神虽然对当时头脑发热的人们起了一些降温的作用，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根据会议的精神，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但是由于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没有解决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等许多“左”的问题，在整社中又不适当地进行了反对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因此，“一平二调”等共产风并未得到有效的克服，党和政府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也没有真正缓解。1959 年 2 月，毛泽东到河北、山东、河南等省视察，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好，决心从这一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为此，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

第二次郑州会议），3 月 25 日至 4 月 5 日，又在上海接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

这次郑州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在稍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上，又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些文件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生产队（相当原高级社范围）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后一个文件还规定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相当初级社），作为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折价补偿。

4 月初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公社的上述

规定，并讨论和通过了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除对基本

建设投资和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基建投资由 360 亿元

降为 260 亿到 280 亿元；基建项目由 1500 项降为 1092 项）外，其它生产指标大都未变，因而高指标问题仍未解决。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5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

举行。大会审议和批准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 1959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上述一些高指标公之于世，造成了以后工作中的又一次被动局面。大会还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本届政协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早在 1956 年夏天，毛泽东即提出他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以后又多次表示过希望摆脱此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建议的决定。八届七中全会又重申了上述决定。毛泽东的原意是想退居领导工作的第二线，逐步改变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但由于大跃进以来的新形势，他在七中全会上又强调统一领导，要求把权力集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会和书记处，并声称他要在中央亲自挂帅。所以实际上在这以后，毛泽东仍然处在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前后，毛泽东觉察到干部中存在着不敢讲真话，向上级只报好事不报坏事，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等问题。他在七中全会讲话中，曾号召大家学习以敢谏闻名的明朝官员海瑞，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提出批评。

1959 年进入第二季度后，国民经济工作中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出来。首先是农业生产情况很不好。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 1.1 亿亩，即少播 20%。夏收中，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生产中问题也很多。钢铁生产从年初到6 月底，只完成 530 万吨，距计划要求的半年生产 900 万吨相去甚远。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针对这种形势，陈云提出：粮食要省吃俭用，控制销量；国营、集体、个人三条腿走路，发展猪鸡鸭鱼等的饲养，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特别要注意恢复和发展农村手工业的生产；认真精简去年多招收的工人，压缩购买力；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接着，他又受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委托，落实钢铁生产指标。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5 月中旬，陈云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建议：1959 年的钢产量应降为 1300 万吨。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出：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陈云的意见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5、6 月间，中共中央陆续发出一系列紧急指示，对一些生产指标和具体政策作了新的调整。钢由 1800 万吨

降为 1300 万吨，煤由 3.8 亿吨降为 3.4 亿吨，基本建设投资由 260 亿至 280

亿元降为 240 亿元，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由 1092 个降为 788 个。同时，宣布恢复农村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种庄稼和树木，谁种谁收，不征公粮，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仍归社员私有。指示还明确指出，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上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

以上 8 个月的纠偏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错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遏制，整个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当时毛泽东以及其它一部分领导干部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充分肯定，也就是说，在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上并没有根本的转变，因而“左”的错误未能彻底纠正。特别是由于在 7 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发生了重大反复，造成了整个形势的逆转。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内容是继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提出了 18 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前形势、今后任务，以及一些思想和政策问题。他认为当前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大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动员全党完成 1959 年的大跃进任务。2 日到 10 日，全会分六个大组座谈讨论。讨论中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有相当多的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有成绩，但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从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上克服“左”的错误。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纠“左”已纠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的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统一到正确认识上来深感忧虑，出于对毛泽东的信赖，他于 7 月 14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毛的支持和理解，以利于会议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他的信在肯定 1958 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关系的紧张”。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看， “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我们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片面性和浮夸风，“犯了不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跃进到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还提到反“左”比反右要困难些，彻底克服“左”的思想，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符合实际和切中时弊的。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但这些意见却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

7 月 16 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并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在各小组讨论中，有些人认为这封信夸大了错误，低估了成绩，实际是否定总路线，反对毛泽东的。但也有许多人表示赞成或者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

在此之前，毛泽东多次提过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他不能容忍从根本的指导思想、指导方针和领导作风上提出批评。这种言行不一，思想与实践矛盾现象的出现，表明他作为一个领袖人物领导力的衰退。但是，由于当时实行的实际上领导职务终身制，尤其是长期个人崇拜的严重恶果，使毛泽东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而其它领导人的威望和才干相对受到压抑。因此，毛泽东的领导不能受到任何批评，表明党和国家的命运将长期取决于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一个党、一个国家和人民，不能反对并改变领袖的错误，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和悲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以后，不少干部和群众（其中有机关干部、党校学员、解放军指战员和党外民主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了他们对当前形势的忧虑以及对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意见和批评。毛泽东把这些反映同会议上的争论联系起来，又把国内的善意批评同国际上的恶意攻击混同起来，于是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党正处在内外夹攻之中，右倾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在这种错误判断下，他决心发起反击。7 月 23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他们把自己也抛到右派边缘了。他对彭德怀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逐条加以批驳，认为他们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表现了资产阶级动摇性，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7 月 26 日，他又在一位干部反映意见的信上写了一段批语，明确指出：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现在是应该反右的时候了。

毛泽东的讲话和批语，使庐山会议的主题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会议矛头集中指向彭、黄、张、周，形成一边倒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 月 2 日至 16 日举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大会或小会上开展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决议，认定彭、黄、张、周组成“反党集团”，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并决定把他们撤职，继续批判审查。

会议结束后，反右倾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斗争，不少人还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据 1962 年甄别平反时

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 365 万人之多。

反右倾斗争带来严重的后果。首先是把阶级斗争的重点开始转移到共产党内。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 10 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把党内在方针政策上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做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来处理，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与此相联系，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更加发展起来，也助长了党内存在的那种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甚至投机取巧，阿谀奉承等不正之风。这些都使党难以防止、抵制或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大失误。

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盛行的“宁左勿右”的风气又恢复和发展起来。不久前已被认识到的一些缺点错误，仿佛又成为正确的了。于是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

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起来，并持续了更长的时间，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在 1958—1960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农村的社会制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动荡。在经济建设中，由于违反了综合平衡的基本要求，破坏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严重的比例失调。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1960 年的 3 年中，各年积累率分别达到 33.9%、43.9%、39.6%，平均为 39.1%，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比较高的 24.2%的平均积累率。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以钢铁为中心的重工业畸形发展，从 1957—1960 年，重工业增长 2.3 倍，而农业却下降 22.8%。由于贯彻执行“以钢为纲”的方针，钢铁生产挤占了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它部门无法正常生产。由于基建规模过大，增加了大量职工和资金，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财政赤字 3 年共达 169.4 亿元，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下降 4.9%。

所有这些情况不能不极大地破坏生产力。特别是农业生产，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以从 1959 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的侵袭，农副产品急剧下降。1959 年的粮食产量仅为 3400 亿斤，比上年减少 600 亿斤。但由于当时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却比上年增加 173 亿斤，达到 1348 亿斤，占了实际产量的 1/3。1960 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为 2870 亿斤，比 1959 年又减少了 530 亿斤，降到 1951 年的水平。在此期间，棉花、油料、生猪等农副产品也连年大幅度减产。

从 1959—1961 年，由于农副业和轻工业的大量减产，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之中。1960 年同 1957 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 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了 23.4%。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 23%，其中城市人均消费量减少 31%。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 70%，其中城市人均消费量减少 78%。由于食品奇缺，许多人因饥饿而发生浮肿，妇女断经不育，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剧增，形成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加以由于中共和苏共两党之间矛盾的发展，苏联政府于 1960 年 7 月 16 日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决定立即全部撤走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并停止或大量减少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的计划、图纸等各种资料，使中国大批建设项目陷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在上述严峻形势下，大跃进再也无法搞下去了，中共中央不得不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