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国性的全面夺权

全面夺权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过程。经过几个月的“炮打司令部”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已濒于瘫痪。1967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 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这无异是发布全面夺权的动员令，而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则是全国全面夺权的发端。

1967 年 1 月 4 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从

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1 月 6 日，以上海市 32 个“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并将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这次大会以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领导权力落到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人的手中。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 月 8 日，他在一个会上谈到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的问题时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社论说：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社论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社论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带动下。1 月 14 日山西、1 月 22 日青岛、1 月 25 日贵州、1 月 31 日黑龙江先后宣告夺了省、市委和人委的党政大权。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了上面下面、城镇农村、各行各业的普遍夺权，造成全国性的大动乱局面。

全国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社会动乱加剧，生产建设事业受到严重损害。在整个社会生活陷于极度混乱的情况下，军队被推到“文化大革命” 的第一线。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军队“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不久，军队任务扩大为“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 280 多万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在当时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军队做了大量工作，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一批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三支两军”在总体上执行了“左”的指导方针。军队奉命支持“左派”，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这一派那一派，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使工作中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通过“三支两军”，军队全面参与地方工作，直接卷入地方的派性斗争，在一段时间内，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使地方和军队都受到损害。

全国全面夺权造成的严重社会动乱，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老一辈革命家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注，代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志，挺身而出，进行抗争。1967 年 2 月 11 日和 16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2 月 11 日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原定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讨论中提及军队状况时，叶剑英愤而起立，对着中央文革的康生、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叶剑英责

问道：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这次会议在争论中无结果而散。

2 月 16 日继续开碰头会，斗争更加激烈。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就针对中央文革一伙假借群众名义残酷迫害干部的惯伎愤怒地质问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李先念责问道：“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谭震林在发言中怒不可遏，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陈毅劝阻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两次会议，被江青等诬称为“大闹怀仁堂”。

2 月 16 日怀仁堂会议以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 月 18 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把他们同王明、张国焘联系起来，责备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并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请假检讨”。从 2 月 25 日至 3

月 8 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 7 次“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猛烈批评这些老同志，并把老同志们的正义抗争，诬指为“二月逆流”。江青一伙借批判“二月逆流”，于 3 月间开始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使全国全面夺权发展得更加剧烈。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在“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中，江青、康生一伙煽动追查干部历史问题，扩大了对干部打击和迫害的范围。早在 1966 年 9 月 16 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刘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在他们暗地唆使下，全国各地一些红卫兵组织就开始了“抓叛徒”的活动。1967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批示说：“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批示认定“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刘少奇、张闻天作出了“叛卖的决定”。

这件事的真象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当时，在《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政府宪兵团退出北平，有了营救出一批被捕党员的可能。在刘少奇主持下，北方局作出要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张闻天征得中央其他同志同意后，代表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薄一波等 61 人于 1936 年 8

月至 1937 年 3 月，分 9 批履行了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这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这些同志在牢狱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拒绝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一直坐到 1936 年，这时完全是奉组织指示履行手续出狱。这批党员出狱后，立即同党组织接上关系，党组织及时分配了他们的工作。对于他们的这一段历史，中共中央早就进行过多次审

查，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江青、康生等故意将这件事加以歪曲，借以彻底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干部，扫除全面夺权的一些障碍。

在江青、康生一伙的煽动唆使下，一时间“抓叛徒”形成热潮。各地的“抓叛徒”群众组织和各种各样的专案组，把干部中已有正确审查结论的历史问题，统统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他们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等重大冤案。许多过去在敌人统治下英勇斗争、功绩卓著的老同志；许多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作了特殊贡献的党外人士，统统被加上“叛徒”、“特务”等罪名遭受惨酷迫害，有些遭摧残致死。

1967 年 5 月以后，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由她直接控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随意捕人，刑讯逼供，制造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 的伪证。7 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戚本禹于 7

月 18 日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从此即剥夺了刘少奇本来已是范围很小的行动自由。8 月 5 日，以庆祝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一周年为名，又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7、8 月间，在江青一伙的煽动和支持下，北京和外地的上百个群众组织，组成了数以万计人参加的所谓“揪刘火线”，夜以继日地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持续时间达 1 个多月。

在北京发生的这类围困、冲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等严重事件，迅速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全国各地大批判的打击面愈来愈广，揪斗干部的手段愈来愈狠。派性斗争由“大字报战”、“标语口号战”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武斗。使用的武器从原始的棍棒刀矛直到现代化的机枪大炮。互相把对手呼为敌人，把抓到的对方人员呼为俘虏。对干部群众的人身迫害从“戴高帽”、“喷气式”等形式，发展为各种摧残人身、侮辱人格的暴行。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和自身生命财产的安全忧心忡忡，并以不同形式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1967 年 7 月20 日武汉发生的广大军民反对所谓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事件（即“七·二

○事件”），从主要倾向看，就是群众性的抵制“左”倾错误的一场斗争。林彪、江青一伙借发生“七·二○事件”之机，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所

谓“文攻武卫”。一时间，中国大地确实形成了“天下大乱”的局面。7 月22 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公然提出“你们的自卫武器不能放下”，以煽动武斗。7 月 25 日，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就在此期间，报刊公开提出“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队领导机关的浪潮。8 月上旬，在上海、南京、常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在人民生命财产失去保障，社会秩序紊乱不堪的情况下，主管政法工作的谢富治却于 8 月 7 日发表讲话，煽动在全国“砸烂公检法”。他说：“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同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表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旋即发生封闭外交部党委，砸烂外交部政治部，以外交部名义向驻外机构滥发指示等严重事件，并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办公楼等一系列严重涉外事件。在武斗成风，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专政机关被打乱的情况下，许多地区连续发生抢银行、抢仓库、劫车船、冲监狱等恶性案件。在

全面内战中，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遭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在动乱不堪的局势下，1967 年 7 月至 9 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调查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不同场合作了多次讲话。他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最混乱的这一段时间，对形势作出这样的估计，显然与实际相去甚远。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乱的独特看法，以及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主观想法。但是，动乱的局面已有失去控制之势，他也不得不略加约束。因此，他在讲话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谈到干部问题时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他提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告诫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谈话的纪要于 10 月 7 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这对于减轻受迫害干部的压力，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抑制严重混乱局面，毛泽东还批准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8 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 1 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王、关、戚”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著名的“左派”，是制造动乱的“前线指挥”。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显然是给“造反派”的一种警告。9 月 5 日，毛泽东批准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9 月 13 日，发出《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在这期间，毛泽东还作出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部门实行军管。他还批准发出多项布告、通令等，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交通运输，抑制武斗蔓延。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时间收到一点效果，但不可能根本改变“文化大革命”必然伴随的动乱局面。

当时，为了稳定局势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是宣布“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学校即“停课闹革命”。大批青年学生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参与了社会各方面的夺权活动和派性斗争，并起了领头和骨干的作用。一些著名学校的群众组织，还成了当地派性斗争的指挥和联络中心。1967 年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由于当时动乱局面还在发展，相当多的学生仍散在社会没有返校，学校本身的派性斗争正烈，教师和干部还受到批斗和审查，因而这一通知没有发生多少效果。学校秩序继续混乱，武斗仍在蔓延。

1968 年 7 月 27 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 60 多个工厂，组成 3 万多人的“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在一度发生对抗后，工人控制了全校的局势，这被认为是一项成功的经验。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

《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 “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不久，这

种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党政财文各机关单位。工、军宣队实际上也是一种形式的工作组。工、军宣队的进驻，对于抑制武斗、缓和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工、军宣队是在“文化大革命”错误方针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它本身也存在对进驻单位情况不明，成员素质参差不齐等弱点，在工作中也犯了许多错误。

“复课闹革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当时有 1000 多万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分配。这些毕业生不离开学校，必然影响招收新生的工作。面对这些问题，也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 1600 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去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内地和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当然，这些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而是广大知识青年在逆境中奋斗的成果。“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 100 亿元。实践证明，这种以下乡插队为主要形式，采取政治运动方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国家、对农民、对知识青年都不利。

随着工、军宣队进驻学校，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红卫兵已经实现了“文化大革命”需要的“点火”、“冲杀”等实用价值，此后就名存实亡了。进入 1968 年，大动乱的局面从全国看有所缓解，但“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各种矛盾仍在发展，新的斗争不断发生。尤其是违背人心的全面夺权，激发了普遍不满和不同形式的抵制。这被认为是必须加以打击的“右倾翻案的妖风”。

1968 年 3 月，林彪、江青又罗织罪名，将抵制他们指示的杨成武（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司令）撤职，同时任命黄永胜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3 月 25 日，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吴法宪分别任正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集团完全控制了军委办事组。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

1968 年 9 月 5 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日宣告成立。

自 1967 年 1 月上海夺权到这时，经历了 20 个月反反复复的全面夺权，全国

（除台湾外）29 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小组。取代了原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实行“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成为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这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倒退。当时的报刊大肆宣传，认为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全面夺权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从社会总产值的指数看， 1967 年比上年下降 9.9%，1968 年比上年再降 4.7%。政治上、思想上遭受的破坏，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更是无法估计。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召开九大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进行了各项准备，其中最主要的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早在 1966 年 12 月 18 日就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

直接控制和指挥下，对刘少奇进行秘密审查。他们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象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 1968 年 9 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刘少奇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

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许多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中央委员刚从被隔离审查的地方放出来出席会议，一些中央委员在会上继续遭受诬陷性批判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

毛泽东在 8 月 13 日开幕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大家讨论一下：究竟“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占主要的，还是成绩太少，错误太多？林彪、江青等借着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对“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在分组讨论一开始时，就组织围攻参加了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和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江青、康生等把“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乱军”、“搞修正主义”等罪名强加给受批判的老同志，迫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交代和检讨。这种以势压人的批判，给会议造成了极度紧张的气氛。

全会在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已明确赞同专案组的审查意见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没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上述审查报告和附件，于 11 月下旬以中央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

到群众。这就最终铸成了全国最大的一件冤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1980 年 9

月前的统计，仅仅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就达 2.6

万多件，祸及 2.8 万多人。刘少奇于 1969 年 10 月 17 日被押往开封，11 月

12 日含冤病逝。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并通过公报而昭告于世。会后，立即展开了广泛的“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的“革命大批判”，目的显然是要通过对刘少奇大规模的、公开的、指名的批判，进一步把“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搞臭，更加广泛地宣扬“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左”倾错误思想。这一场“革命大批判”时间很长、范围很广、作用很坏，造成了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各方面极大的混乱。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议程是：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林彪代表党中央所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为核心，系统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那套“左”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提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等任务。报告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党的“基本路线”，而对于党应该怎样去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未加论列。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明文写上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和毛泽东

的接班人是林彪的内容，直接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章还取消了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使广大一般党员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

大会选举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 170 名中央委员和 109 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占 19%。许多功勋卓著、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林彪、江青帮派体系中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成为全党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4 月 28 日，在北京举行了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主要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

召开九大并没有像毛泽东预计的那样使“文化大革命”趋向结束，反而由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和地方取得了更多的权力和他们之间日益加剧的争权夺利，酝酿着更加尖锐的斗争。

中共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任务，“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毛泽东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把“斗、批、改”这样具体化，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以达到他“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包含着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产物，又是全面贯彻“左”倾方针的手段。因此，随着“斗、批、改”的推进，“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动乱并没有消停，矛盾反而愈来愈多，引起和助长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在这个斗批改阶段，进行了全面的整党建党。这次整党建党的方针是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当时被称为“五十字建党纲领”。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领导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却只字不提，这显然是不符合国情的。在建党过程中，许多帮派头头、打砸抢分子涌入党内，造成党组织严重不纯。

在这个“斗、批、改”阶段，还进行了所谓“教育改革”。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已长达 4 年之久。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 2 至 3 年。课程设置为： “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在教学工作中，还确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改革”带来的恶果是；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很难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正常的师生关系被破坏；学员入

学时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文化课程大量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走后门” 上大学成风，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

1971 年 4 月至 7 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在这个《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建国后 17 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完全脱离实际的“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中共九大后，全国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经济工作取得进展。1969 年基本上刹住了前两年生产下降的趋势，经济开始回升。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和科技项目取得了成就。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我国在宇航技术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经济建设和科技取得的成就，表明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下，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克服万难，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

这个期间，经济工作也有失误。1970 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21 日，国务院

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拟定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1970 年以后大幅度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大量增加职工，导致 1971 年底就出现“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

5000 万人，工资总额突破 300 亿元，粮食销量突破 800 亿斤。资金投放和物资消耗增加过多，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产品质量明显下降，各种事故增多。面对这种情况，又不得不再次调整。

中共九大后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斗、批、改”，因林彪事件的发生而中断，以后也实际上没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