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再次发展

1962 年夏，当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开始好转的时候，由于“左” 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并未真正解决；在某些方面，如对形势的估计，对“包产到户”的看法以及对甄别平反工作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还有所发展；加以国际上苏联领导加紧反华活动，帝国主义加强“和平演变”策略和武力威胁，也不能不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毛泽东把这一切都联系起来，再一次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他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又将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正确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表现，斥责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说，近来平反之风不对，1959 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并认为彭德怀的申诉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

1962 年 9 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全会通过的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对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把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并具有更加严重的意义。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标志着“左”的思想再度抬头。对 “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使七千人大会前后正在逐步恢复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又一次受到破坏，使“包产到户”这一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极大意义的改革措施以及其它的改革探索遭到压制。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商业工作等几个决定以及“人

民公社六十条”的修正草案，并决定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因而使经济调整工作在会后能够基本上按原订计划继续进行。不过，由于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使得“左”倾错误在经济领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清理，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则进一步发展起来。

十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首先在所谓政策思想检查的名义下，对当时的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经提出过的一些有关统战工作的理论政策性意见，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错误批判。1964 年，对他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批判和斗争，把他提出过的那些有益的探索的意见，统统说成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对资产阶级实行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并因此撤消了他在统战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一切领导职务。

在关于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方面，有些比较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意见也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十中全会前，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征得部党委的同意，联名给中央有关领导人写信，提出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避免使自己陷于孤立。还提出对外援助必须根据我国的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对克服当时对外工作中的某些过左倾向极为有益。但在 1963 年以后，这些正确意见被歪曲为“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并被当作“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受到多次批判。与此同时，还把在十中全会上已经批判过的邓子恢等人的意见称为“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并作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又一再加以批判。这些批判，对我国的国际国内政策不能不发生重要影响。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有些地区根据全会精神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湖南和河北保定地区，分别从纠正“单干风”和“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入手，揭开了所谓阶级斗争盖子。在1963 年 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推荐了湖南和河北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则开展一次“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5 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个决定主要是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认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有些地方和单位的实际领导权已经落到资产阶级手里，指出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否则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各地不得不分出很大精力来抓阶级斗争，并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教运动作准备。9 月，中共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提出，运动中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即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

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

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下到基层，帮助开展运动。1963 年冬到 1964 年春，全国大约有 1/5 左右的农村社队进行了社教运动。少数城市的企事业单位也展开了“五反”运动的试点工作。运动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影响下，一些地方对形势看得越来越严重，向中央上报了许多被认为是阶级敌人已经篡夺领导权或干部已被“和平演变”的严重情况和典型材料。在这种形势下，1964 年 5、6 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于国内的状况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全国有 1/3 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基于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会议决定，要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对“烂掉”的单位，要重新夺权，不仅要追查下面的根子，还要追查他们在上面的根子；社教运动要延长时间，不要心急图快；农村要清理漏划的地主、富农，城市也要审查评定阶级成份。会后，根据上述精神，中央对“后十条”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各地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有些地区要认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并提出完成整个运动大约需要 5、6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1964 年 12 月 15 日至 1965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总结研究社教运动的经验和问题。会议进行过程中，在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之间发生了某些分歧。毛泽东认为，这次运动主要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在会议前夕就提出过，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刘少奇则认为，运动中还有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而且党内矛盾和党外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在一起，情况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抓住重点，“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会议通过的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指出，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到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23 条”下达后，各地重新调整规划，整训工作队，并解脱了大部分基层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打击面过宽的偏向，使部分地区一度紧张的局面有所缓和。此后，运动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并集中批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 1966 年春，全国大约有 1/3 的县、社进行了“四清”，国营工业和交通系统开展运动的单位约占总数的 3.9%，其它如财贸、文教等部门，只在少数单位进行了试点。

历时 3 年多的城乡社教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贯彻执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甚至是敌我斗争，把它同“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联系起来，并提出了“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方针，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

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展开了过火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讲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由于当时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述又有所误解或者作了教条化的理解，因此，在舆论或意识形态领域中，也未能真正辨别是非，分清敌我。十中全会上，对小说《刘志丹》已经展开了错误的批判。会后，文艺界开始根据会议精神检查工作，贯彻“反修防修”方针。1963 年 5 月，首先在报刊上发起了对孟超编的昆曲《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的公开点名批判，在此前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963 年 12 月，他在一个批语中，指责“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此后，文化部及全国文联各协会即组织本部门全体干部结合总结检查工作，进行整风学习。对文艺界许多领导人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并对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各协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改组。

文艺界整风的过程中，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对一大批文艺作品，如《刘志丹》、《怒潮》、《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抓壮丁》、《三家巷》、《革命家庭》、《红日》等等，进行公开的政治批判。这些小说、电影大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其中虽有少数在思想内容或艺术手法等方面存在某些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加以解决。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这些作品都被错误地认为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进行过火的批判。

与此同时，在文艺理论、文艺思想方面，对所谓“写真实论”、“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等，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

从 1964 年夏开始，对文艺界的错误批判，又逐步扩大到哲学（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经济学（对孙冶方重视价值规律等经济思想的批判）、历史学（对翦伯赞所谓“非阶级观点”的批判）等各个学术领域，严重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

随着思想文化批判的加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再次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并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学校教育中，强调反对“白专道路”、“业务挂帅”，要求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指派师生过多地走出学校，参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从而打乱了教学秩序，影响了教育质量。

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破坏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些投机取巧分子，以“革命左派”自居，胡批乱斗，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严重地影响了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左”倾批判日益加剧之时，邓小平曾试图加以控制。1965 年 3 月，他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

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但是，这些正确意见已经无法改变当时的局面。而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则利用毛泽东的“左” 倾错误，兴风作浪，大造舆论，为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个人野心服务。

自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为了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不一定要读马列的原著”；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又主要是学习“老三篇”（指毛泽东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著作）和“背警句”，“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还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当时，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以及其它一些党政军负责干部，都不同意林彪的这些说法和作法，认为这是割裂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这些人先后受到迫害和打击。在 1960 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制造了所谓“谭政反党集团”的冤案，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给予撤职处分。1965 年 12 月，林彪又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妄图篡军反党”。随后，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揭发批斗，迫使他跳楼致残。

对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结果，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主要是认为这些斗争还没有“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挖出修正主义的根子”，还不能解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的问题。他在后来回顾这些斗争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于是从 1965 年起，他就考虑寻找新的突破口，准备舆论，以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