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会议运动与政治经济危局

冯玉祥发动政变、迫使曹锟下令解除吴佩孚职务后，颜惠庆内阁也随之倒台。1924 年 10 月 31 日，曹锟又被迫批准建立冯系为中心的临时混合内阁，由黄郛代理国务总理。11 月 2 日，曹锟宣告退位，黄郛摄行总统职务。至此，直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局面终于结束。

少数保皇党人乘机活动，企图复辟。冯玉祥决定把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11 月 4 日，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从即日起永远废

除皇帝专号；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约即日迁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等。5 日，溥仪及其妻妾和少数太监宫女即移居什刹海“醇王府”。就此，清除了民国成立后延续 13 年的“中国之帝号”。冯玉祥的这一正当行动，得到了孙中山和全国人民的赞同，帝国主义却感到悲伤。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11 月 29 日，诱惑溥仪逃避日本公使馆再由日人护送至天津，寓居日租界张园，以图日后利用。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倒直政变后，倾向革命，将其部改名为国民军 3 个军，分别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然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但是，这时北京政权仍在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尤其是奉系的挤压、未受损失的长江流域直系势力随时可能北上的威胁，使冯玉祥惶惶不安。为维持北京政权，冯又联络皖系军阀，争取山东督理郑士琦截阻直系援军北上，遂决定请段祺瑞出山。于是，11 月 22 日段入京；翌日，黄郛摄阁总辞职；次日，临时执政府成立，段任临时总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段祺瑞政府虽是冯、奉、皖联合政府，实际上奉皖很快联合压迫国民军，迫使冯玉祥于段上台之日通电下野。①而且由于直系倒台，孙、奉、段反直三角同盟瓦解，孙中山的革命影响也被排斥。段祺瑞在就职时公开表示“外崇国信”，遵守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与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对抗。另外奉皖正与国民军酝酿新的冲突。直系也不甘失败，准备反扑。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 11 月发表了《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为了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反动本质，宣传共产党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早日结束分裂局面，争取国家和平统一，重提 1 年前的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由于旧国会已成为军阀手中的工具，中共提议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它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开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同时还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 13 项最低限度要求。

这时孙中山也认识到恢复旧国会已无意义，接受国民会议主张，决定抱病北上。他于 11 月 10 日发表《北上宣言》，明确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政治立场，阐明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在北上途中，他又一再重申其北上目的：在于“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中共更是布置各地组织大力推动。于是一场对内要求成立民主共和政权、结束军阀统治；对外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促成召开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1924 年 11、12 月间，上海、南京、广州、北京、天津等地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拥护中共和孙中山的主张，支持孙中山北上，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会员达几十万人。

对此，帝国主义十分恐惧和仇恨，极力加以破坏。他们警告段祺瑞政府要严格遵守一切不平等条约，扬言不准孙中山在上海、天津等租界地居留，等等。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帝国主义承认，公开表示答应帝国主义要求：“孙文所唱之废除不平等条约，偏于理想，余殊不赞同。”①并以 1 月之内召集由

① 奉、冯反吴时有约，奉军不入关。冯这次因不满奉军违约入关而通电下野。

① 《申报》，1924 年 12 月 9 日。

军阀控制的各省区代表“善后会议”，对抗国民会议。孙中山到天津后，愤怒斥责段祺瑞卖国，并因此使病情更为恶化。1925 年 3 月 12 日，因肝癌医治无效，孙中山逝于北京。国民会议运动也低落下去。孙中山临终时，留下

《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嘱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实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将革命进行到底，表现了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的伟大品质。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局也更加混乱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打破了旧的政治格局，北洋各派又为争夺地盘互相攻击，进行混战。首先是奉、齐战争。段祺瑞上台后，为报江浙战败之仇，12 月 11 日下令免去齐燮元的苏皖赣 3 省巡阅使和江苏督办之职。张作霖为谋扩张势力于长江流域，

乘机派张宗昌率兵南下，争夺直系的地盘，从 1925 年 1 月 17 日起，与齐燮元部大战于丹阳、无锡之间。齐军不敌，从苏州败退上海。齐将部队交孙传芳接收后流亡日本。2 月 3 日，在吴光新调停下，孙传芳和张宗昌签订和平条约：浙军退松江，奉军退昆山，上海永不驻兵，兵工厂交上海总商会保管。奉齐战争告一段落。

接着又发生奉、浙战争。由于奉系不满意以上安排，又利用段祺瑞排挤直系势力的机会，促使北京政府于 4 月 24 日任命张宗昌为鲁督，杨宇霆为苏督，姜登选为皖督，使奉系势力大大扩张。孙传芳即联合齐燮元旧部及鄂、皖、赣 3 省直系军阀，于 10 月 15 日自称浙、闽、皖、赣、苏 5 省联军总司

令，分 5 路北进，夺取上海、南京、蚌埠等地，与奉军大战于徐州。11 月 7

日，奉军败退山东。孙传芳占领徐州后，实现了对 5 省的割据。直系则乘奉浙战争机会，巩固了长江流域的地盘。

奉浙战争结束后，奉系内部矛盾激化，又导致奉、冯之战。奉系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入关后，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都得到了地盘，惟独郭松龄受杨宇霆排挤，一无所得。郭即与冯玉祥联合反奉。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果实被奉系抢去，处处受到压迫，早有反奉之心。11 月 22 日，郭松龄公开与奉系决裂，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23 日，又在滦州宣布独立，发兵突然攻奉，并大败奉军。冯玉祥军之宋哲元部乘机占领热河。郭军得此支援，迅速推进，12 月中旬抵达营口，威胁沈阳。日本帝国主义见自己的走狗又面临倒台危险，出兵相救，于 12 月 23 日，巨流河一战，打败郭军。郭松龄兵败被杀。

郭奉在关外大战时，关内冯玉祥在 12 月初向李景林发起全面进攻，24 日占领天津。李败走山东投靠张宗昌。至此，国民军取得了直隶、河南省的地盘。而奉系保有东北、热河和山东的地盘。

军阀长期割据和混战，表明中国政治危机之严重，同时，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经济也陷入了绝境。

首先是战后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以及大战结束后不久资本主义世界性严重的经济危机（1920—1921），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带有空前的疯狂性，使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很快失去继续发展的条件，陷入愈益严重的危机和长期萧条之中。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中国倾销商品，使中国的进口贸易额从 1919 年的 6.4 亿两（海关两）增至 1926 年的 11.3 亿两①，而且很快变为入超。1920 年入超即已超过 1913、1914 年的水平。1921 年入超高达 3 亿两以上。中国商品市场即被外国商品垄断，这将严重窒息中国的民族工业。

① 杨端六、侯原培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一表。

同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额也直线上升，到 1930 年，其在华投资总额已

达 19.77 亿元，比 1914 年增长 2 倍。其中增长速度最高的是金融业。1914 年在中国的外国银行资本额不过 600 万元，主要是英国的，但到 1930 年，竟陡增至 3 亿元以上，增长了 52.8 倍。主要是战后美国、特别是日本银行突然

增加的结果。对企业的投资也增长 2 至 4 倍，而且普及到工业、矿业、贸易和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重要部门，并在这些部门成为支配力量和垄断势力，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如此严重的经济压迫，已经使中国的民族经济喘不过气来，又遭到长期的军阀割据和混战之害：所属各省交通运输经常阻断，国内币制、度量衡不统一，各地厘金制度繁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终于使中国民族工业纷纷破产。以中国最发达的纺织业为例，大战以来的兴盛，1921 年下半年即告结束。1920 年每生产一包纱，可获利 65 元左右，1921 年则要亏本 20 元以上。由此，

迫使中国纱厂不得不减工停产，以至破产。从 1923—1931 年，停工、出售、

被债权人接管的中国纱厂，达 52 家，其中 16 家被外资兼并。纺织工业是这样，中国其它民族工业破败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中能够接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掠夺，也造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凋敝，使广大农民受到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大量土地进一步集中到少数军阀、官僚、地主手中。据统计：到 1927 年，全国土地占有状况，无地和少地（10 亩以下）的农民占农村人口 75%，仅占有土地 6%；而占农村人口 14%的地主富农，却占土地 81%。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地租剥削也不断加重。一般实物地租占收获量 50%以上，有的高达 80—90%。而货币地租的增加更是惊人。1922—1927 年，江苏 18 个县市的货币地租增加了 40.9%。雪上加霜的是，北洋军阀政府随着军费的增长（1926 年 1.5 亿元增至 1927 年 7 亿元），又加紧对人民搜

刮，苛捐杂税增加至 6 至 7 倍，还预征田租：1926 年河南预征至 1929 年，

陕西预征至 1931 年，四川的梓潼更预征至 1957 年。此外，农民还要受高利贷的剥削。农村的借债户，一般占农村人口 50—70%。放债者为地主、商人、官僚、军阀，收取年利一般高达 70—80%，也有超过 100%的。再加上经常发生的水旱等自然灾害，广大农民群众只有大批大批地破产，往往是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不少农民“逼上梁山”，走上劫富济贫、反抗统治者的道路。

因此，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积极性，像一堆干柴，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成燎原烈火。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终于很快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