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皖系军阀的内政外交

段祺瑞在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加紧对南方实力派用兵的同时，也加快了筹备新国会，彻底排斥国民党、研究系、直系等异己力量，实行皖系独裁统治的步伐。

1917 年 11 月 10 日，临时参议院开会，段的亲信王辑唐、王印川窃取了议长和秘书长之职，操纵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的修改工作。1918 年 2 月 17 日，这些新法公布。段祺瑞为了切实操纵国会选举，争取国会中的多数，夺取中央全权，就布置徐树铮、王辑唐、王印川等部分他最亲近的官僚政客，在 3 月 8 日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因他们经常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宅聚会而得名），来包办选举事宜。

3 月 23 日，段祺瑞重新上台，立即策划新国会选举。国会在革命党人眼中，是民主共和制度的象征，看得很重，但在军阀眼中只是个工具。可以操纵时，能为其卖国、独裁统治披上合法外衣，就加以利用；不能操纵时，就成为障碍物，一脚踢开。袁世凯、黎元洪、张勋、段祺瑞等都如此。现在，段还需要国会。4 月 26 日，曹锟、张怀芝、倪嗣冲联名通电，请迅速召开新国会。

这时，皖系开始踢开梁启超研究系，而与交通系合作。一是因为皖系与研究系在临时参议院议定国会议员选举法时，曾发生过矛盾。研究系自恃在各省省议会尚有基础，主张参议员应照旧选举法规定，由省议会选出。而安福系因把持着地方团体，主张改由各地方团体选出。两派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为此，安福系极力排斥研究系；二是因为安福俱乐部 3 月 8 日成立后，想包办国会选举，苦于经费短缺，于是乞求于“财神”梁士诒。梁曾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筹措经费，袁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此时正想借段重振交通系势力，因此慨然允诺，给予安福俱乐部 300 万元巨款的援助。另外，这

时皖系正与奉系勾结，徐树铮（奉军副总司令）先后挪用奉军军饷 200 万元，交王辑唐使用。

安福俱乐部有段祺瑞支持，又有金钱作后盾，就演出了一场舆论称之为“买票与官宪干涉”的选举丑剧。

选举从地方到中央，逐级进行。8 月 22 日最后选出众议院议长王辑唐、副议长让给奉籍议员刘恩格，以拉拢张作霖；参议院的议长副议长都让给了

交通系，由梁士诒、朱启钤分任，这一是为了笼络敷衍交通系，二是不使梁将来与皖系竞争国务总理。就这样，由安福系一手策划包办并占绝对多数议席的新国会产生了。研究系伙同皖系军阀把国会强迫改造了，却又被安福系所盘据，研究系自身也被排挤掉，梁启超研究系从此下野。这是历史的嘲弄。研究系的前身进步党曾投靠袁世凯，企图依靠袁的支持来制服国民党，发展自己的势力，但不久即被袁世凯抛弃。现在研究系想投靠段祺瑞来扩充党势，排斥异己，结果又落得同样的下场。说明官僚和政客在北洋时期，只能充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帮凶和走卒。从此，国会成为皖系和安福系一党一系为非作歹的工具。

新国会产生后，就着手选举总统。皖系操纵国会的目的就是要选举自己的领袖或是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来当总统，以达到合法倒冯，制服直系，独裁全国的目的。

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有 3 个，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谁来当总统，直皖之间又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冯国璋是现任代理大总统，继任总统符合法理。但是，冯在北方势力不大，国会中的力量更弱，当总统事事受皖系掣肘，因此，他多次表示：“决不再作冯妇”；“余已决不愿下届总统之当选。”①但他也不愿把总统让位于皖系，提出了与段祺瑞一起下野的先决条件。

段祺瑞想当总统，但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一方面因其推行武力政策，被看成祸国殃民的魁首，很不得人心，不仅南方誓死反对他，直系不允许，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和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也都不同意段当总统。既然出任总统为情势所不容，段祺瑞只好知难而退求其次，即选一个接近皖系、又能为皖系所用的人当总统，以稳定皖系已经取得中央实权的政局。为此，他也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冯国璋必须从总统位置上撤下来。

直皖斗争的结果，冯国璋和段祺瑞不得不同时退出，而剩下的总统候选人徐世昌，恰合当时各派所能接受的条件。徐是北洋派元老，有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其为人八面玲珑，笼络各方：在南北对立中，他以“调和者”自居，甚至对西南表示和平妥协的愿望；在直皖斗争中，他也保持中立，既不即不离，又两面讨好。因此，1918 年 7 月底，北洋各督军在天津开会时，已决定推举徐世昌为总统。

实际上，在这种形势下选举徐世昌当总统对巩固皖系的既得权力有利，因此，8 月间，当新国会积极筹备总统选举时，吴佩孚等前敌将领接连发出通电要求罢战议和，也表示强烈反对新国会选举总统。在他的推动下，直系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亦实行新的结合，发出先决时局、后选总统的通电。而吴佩孚的举动，又暗中得到曹锟和冯国璋的默许和支持，实际上是直系向皖系发动的一次新挑战，意图是要推倒段内阁，挽救冯国璋的失败。

这样，又出现了先决时局、后选总统；先选总统、后决时局两种主张。斗争的实质是：皖系以国会为武器，以速选总统倒冯驱直；直系则以前敌军官作先锋，以缓举总统谋和倒段。结果，段派不顾一切，在 9 月 4 日正式举行总统选举。由于国会已成安福系的工具，徐世昌顺利地当选了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

至此，皖系军阀在内政上，一手以武力，一手用国会，实行独裁专制统

① 《晨钟报》，1918 年 5 月 10 日，7 月 12 日。

治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在外交上，也推行彻头彻尾的卖国政策。

皖系军阀如此疯狂地镇压革命，排斥异己，肆无忌惮地破坏民主共和，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的。

袁世凯垮台后，日本侵华政策的重点转向在华组成一个稳定的亲日政府这个目标上，而且把这个目标定在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身上。1916 年 10 月，日本新的寺内正毅内阁成立。他们修正了前大隈内阁采取的那种赤裸裸的军事威胁的作法，采纳寺内亲信西原龟三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和大藏大臣胜田主计的《对华借款方针》的建议，在“日华亲善”的幌子下，推行更加隐蔽的侵华政策，以各种名目给予段祺瑞政府以大量借款，支持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以达到假皖系军阀之手，向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扩张其侵略势力，并迫使欧美列强承认日本“帝国在中国的优越地位”的目的。

在这些对华借款中，最著名的是“西原借款”。据日本大藏省档案资料记载：1916 年 10 月至 1918 年 9 月寺内内阁期间，日本与中国新签订的借款

总额达 38645 万日元，与两年前对华借款总额相比，增加到 3 倍，其中对中

央政府的借款占总额的 70%以上，而由西原直接经手或参与交涉签订的有 8

项，共 14500 万日元。

西原所以在参与制订并执行寺内内阁对华政策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他与段祺瑞皖系集团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先后 6 次来华，代表寺内进行活动，与段祺瑞、徐树铮、靳云鹏等军政要人接触，并干涉和操纵中国内政，成为日皖间的直接牵线人，“西原借款”就是日皖勾结的产物。

西原的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一方面加快了段祺瑞投靠日本的步伐，使其成为完全亲日的军阀集团；另一方面，在当时激烈的府院之争、南北战争和直皖角逐中，几次挽救段祺瑞，使皖系反败为胜。尤其在 1917 年 11 月，湖南战争失败，直系将领通电主和，冯国璋总统下令罢撤段祺瑞本兼各职的最困难时刻，寺内竟公开派要人及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表示：“段虽暂时去职，北系实力并无堕落，此后对支方针，仍认定东海（即徐世昌）、合肥（即段祺瑞）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①而且，除了上述借款之外，日本还应段祺瑞的要求，给予大量军械援助。正由于此，段才得以在 1918

年 3 月份复出，并顺利推出徐世昌为总统。

但是，日本的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而以段祺瑞卖国为前提。寺内内阁一方面通过“西原借款”等援段办法，逐步将段祺瑞皖系军阀变为它侵华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具体推行所谓中日“经济合作”，在华攫取大量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1918 年 5 月 22 日，寺内亲笔拟定题为《借款问题及其它》的文件，“其中列证了对华交涉的各项经济案件，以及解决山东问题的重点”，具体有以黑龙江、吉林两省金矿及森林为担保的借款，吉会铁路借款，以烟酒专卖利润为担保的借款，设置国营炼铁厂的借款，延长山东有关铁路线及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等。这些项目，明显地是为了掠夺中国的铁路、棉花、羊毛及各种矿产资源，并企图控制中国铁路投资，以排斥英、美利益，夺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段祺瑞皖系军阀政府对日本提出的种种侵略要求，一一答应，并通过曹汝霖之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因此，段祺瑞的卖国行为，远远超过其前辈袁世凯。连寺内正毅在下台时也自夸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

① 转自《致各省督军汇电》（1917 年 12 月 3 日），《徐树铮电稿》第 2 页。

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②

袁世凯曾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实行卖国而声名狼藉，加速了他的灭亡。现在段祺瑞也走上此路。其它北洋军阀及地方军阀也都投靠某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干尽卖国勾当。中国古代军阀除个别因战败对外国称臣纳贡之外，一般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比周围国家发达，很少依附于外国。近代世界，由于帝国主义比中国强大得多，再加上人民的反抗也加强了，所以各个军阀集团都依附于帝国主义来争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权。这就成为近代军阀的一个根本特点。为此，他们必然卖国，用中国领土和主权，同帝国主义做交易。而历来卖国最失人心，必然走向灭亡。这又成为任何一个军阀不能长久统治的根本原因之一。

日本竭力扶持段祺瑞皖系军阀掌握中央大权，掠夺中国经济，引起了美帝国主义的恐慌。它一方面先后支持黎元洪和冯国璋直系军阀以为对抗，一方面与日本直接争夺侵华利益。由于美国参战最迟，它成了在远东有力量和日本对抗的唯一大国。1914—1918 年，欧洲列强各国对华输出普遍下降，而日美两国却迅速上升。但是，在政治上，美国却难以与日本抗争，从“二十一条”到“府院之争”，美国遭到一系列失败。尤其到 1917 年上半年，在中国参战问题上，日本支持的段祺瑞皖系军阀，取得胜利，将亲美势力驱逐出北京政府。同时，1917 年 4 月，美国宣布对德参战卷入欧洲大战，一时无力在华与日本继续对抗，因此不得不谋求与日本达成暂时妥协的办法，在 11

月 2 日，双方就有关中国问题签署了《日本和美国关于中国的换文》即《蓝辛——石井协定》。

协定宣称：“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日本承认美国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和“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①

这是两个帝国主义，背着中国，以中国的领土主权进行交易的罪恶文件，因此协定公布后，遭到中国舆论的同声谴责。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因其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终于为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承认而欢呼胜利，而且为它扩大对华侵略及皖系政府进一步卖国，又制造了一个“依据”。终于在 1918 年 5 月中日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军事协定——《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实际上，日本是企图借“防敌”（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名，乘历来在远东与日本对抗的沙俄势力瓦解之机，夺取我国东北和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

中日军事协定的谈判和签订，根据日本的要求，双方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交涉过程中，其部分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纸所探知，从而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多行不义必自毙。段祺瑞政府自恃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撑腰，内有皖系军阀的支持，疯狂推行卖国独裁政策，自以为如此可以建立起皖系军阀的长久统治，实际上更加不得人心，也加剧了它与直系的矛盾，加速了它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