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决定命运的抉择一、新思想启蒙运动

中国社会历经两千年封建统治，封建主义思想造成中国人民严重的愚昧和落后。这种腐朽的意识形态，极力维护正在分崩离析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小农经济基础，阻碍政治变革和社会的进步。

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在冲击封建君主制度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思想。但这种冲击比起软弱的政治斗争还要无力，并未动摇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而且随着辛亥革命成果的丧失，袁世凯复辟帝制，民国、共和、国会、约法被践踏，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尊孔复古逆流也滚滚而来。

充当这次尊孔复古逆流急先锋的是戊戌政变时鼓吹托古改制、以孔非孔的英雄而在辛亥革命后急剧倒退的康有为。1912 年 10 月，在他的推动下， 陈焕章等人出面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推康有为任会长。袁记教育部立即予以承认立案。陈焕章被袁世凯特聘为总统顾问。孔教会在各省设立了支会，出版会刊《孔教会杂志》、《经世报》。康有为也编辑出版了《不忍》杂志，卖力鼓吹封建复古思想，鼓吹君主立宪。此外，各地还先后相继成立了不少与孔教会相类似的团体，与孔教会相呼应。

这股封建复古逆流肆意攻击共和政治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康有为发表《中华救国论》、《蓄乱》等文章，把辛亥革命后一切罪恶都加在共和头上，咒骂民主共和国“为暴民无政府之政，可以亡国”；“夫名为共和， 而实则共争共乱；⋯⋯号为博爱，而惨杀日加酷烈；号为自由，而困苦日不聊生；号为平等，则大将中将勋位金章，多如鲫焉。”辛亥革命后，广东、江苏、湖南、四川等不少地方的学校，废除了尊孔读经，停止了祀孔典礼。康有为对此极为不满，说“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陵夷， 法守隳斁，礼俗变易”，“⋯⋯乃至天坛不祀，上帝不享，则神怒民怨，天人交恫”。另一复古狂劳乃宣，抛出《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文，拼命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夫纲常名教，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也。有之则人，无之则兽，崇之则治，蔑之则乱。”

于是，他们便要求“定孔教为国教”，把已经在中国统治达几千年的儒家政治思想，进一步上升为“国教”，企图以此挽救世风浇漓、维系道德人心。他们还祭起“敬天”的法宝，说孔子的“圣言圣行”，是如同耶稣“福音”一样，体现了“天意”，云云。影响开去，社会上迷信盛行，鬼神当道， 祸害众生。上海甚至公开出现“灵学会”。

康有为孔教会等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袁世凯随即粉墨登场推行一系列复古复辟措施。他虽因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不敢定孔教为“国教”，对尊孔读经却极力提倡。1913 年 6 月 22 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9 月 3 日，经教育部批准，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仲秋祭孔大会。袁世凯特派梁士诒为代表参加，表示鼓励。1914 年 9 月 25 日，袁世凯又正式颁发《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规定。3 天后，即 28 日，袁世凯即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在北京孔庙举行了盛大的祭孔典礼。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祀孔活动。

在此前后，袁政府还颁发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提倡忠孝节义； 发布了《祭天仪礼》和《郊天乐章》，恢复祭天。1914 年 12 月 20 日，袁世

凯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23 日，他亲自到天坛祭天，企图借天来震慑百姓，用神权来对抗民权，把他的独裁统治说是天授神权，不得违抗，并为他自称天子、问鼎皇位制造气氛。

这股尊孔复辟逆流正在横行的时候，昔日的资产阶级革命队伍正在迅速分化瓦解：有的被杀、有的变节、有的颓唐、有的消极，只有少数人起来还击这股复辟逆流，但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中反袁“护国”及以后的“护法”斗争，思想文化领域少有作为。而“护国”、“护法”的结果，也只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茫茫中国，黑暗如磬，光明在哪里？

长江后浪推前浪，正当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变革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一个以另一批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了。

这一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其影响，具有强烈的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又适逢科举废止，基本上是在新学与西学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不少人毕业于新式学堂或在国外留过学，对于日本及西方国家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特别是西方文明，有比较深层的认识。因此，他们相当看重精神力量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所以，当他们的父兄一辈革命家对辛亥以来共和制度的蜕变进行反思，并为巩固假共和制度，就共和还是立宪、中央集权制还是地方分权制，进行热烈而无为的争论时，他们却独辟蹊径， 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和思考。

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所以不能成功，共和制度所以没有巩固，是因为国民没有觉悟起来，如陈独秀所说：“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 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

①而国民不觉悟，是由于国民愚昧落后；国民愚昧落后，又是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和迷信思想毒害的结果。于是，他们决定从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旧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教育，改造国民性，铸造“新青年”和“新社会”入手，开辟一条新的救国之路。一场新思想启蒙运动就发轫了。

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的意义上看，这次新文化运动是“西学东渐” 和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三步深入。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首先发现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因而提出要“师夷长技”，学习制船造炮之术。于是掀起“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对西方认识的加深，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清朝政府的严重腐败与卖国，有识之士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但是，民国成立后，共和制度名存实亡的残酷现实， 又使人们认识到仅有制度的模仿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于是，一场吸取西方文明，并把它当作武器，批判中国传统儒学，改造中国人“国民性”，重建民族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

1915 年 9 月，曾经积极参加“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陈独秀，从革命失败后一度彷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从此，他团结先后加入进来的易白沙、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鲁迅等人，在 1917 年 1 月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组成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在茫茫黑夜中点燃起一支启蒙运动的火炬。

《新青年》一开始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把改造国民性和摆脱封

建精神枷锁及传统小农经济观念的束缚作为启蒙运动的根本任务。在陈独秀等人看来，民主与科学是欧美进化的根本原因，中国要进化，要富强，也不能例外。他把使人摆脱愚昧的西方文明归结为“三事”：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必须输入这三大成果，才能“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

①。

不破不立，新文化运动闯将们认为，要输入“西方文明”，必须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伦理道德和传统的宗法家族制度，是造成中国国民性愚昧落后的最大祸害。它损害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息个人自由意志之发展。因此，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儒家纲常作为这场启蒙运动攻击的重点。陈独秀、易白沙、李大钊、吴虞等， 都发表檄文，进行声讨，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 遵此三纲，“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人格者”；由此而生之道德：忠、孝、节，皆为“奴隶道德”②。他们驳斥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反复论证旧礼教旧道德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之道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等等；号召青年、妇女打碎奴隶道德， 树立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实现个性自由，“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鲁迅还以小说（如《狂人日记》）为武器，无情地揭露封建礼教“吃人” 的本质。他发出誓言：“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留在世上”，呼吁“救救孩子”，要求人们起来为“真的人”的生活而斗争。陈独秀提出这种“新青年”的标准是：（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指出，欲达此标准，“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人权就是民主，就是求解放，人人平等、自由。“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 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 求女权之解放也”。①

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动者们，起先想不问政治，专做文化运动、思想革命。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的反抗怒潮席卷全国，谁也回避不了，此其一。其二，引进西方民主时，民主思想与民主政治是不可分离的。其三，在改造中国人愚昧落后的国民性时，清除人民中“朕即国家”及国家是少数统治者私产的封建主义国家观的影响，是重要任务。其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在探索辛亥革命失败、共和制度蜕变过程中发现，辛亥以后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制订了约法，召开了国会，但只是改变了政体，国体未变。辛亥革命只是种族革命，“驱除鞑虏”，推倒了一个皇帝，政权依然掌握在欺压百姓的少数军人、官僚及依附于他们的政客手中。多数国民还是没有地位，出现了徒有共和之名，没有共和之实的假共和局面。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成员，还是资产阶级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法兰西式的民主共和制度。但是，他们要真共和，不要假共和。于是， 他们抓住共和制度的根本——还政于民，进行奋斗，而不是追求形式上恢复或巩固约法与国会。在这一点上，他们也远比满足于“护国”、“护法”的父兄辈资产阶级革命家高明得多。

①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第 1 卷第 1 号。

②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第 1 卷第 5 号。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第 1 卷第 1 号。

就这样，宣传西方民主政治和近世国家观，批判君主专制政治和封建主义国家观，反击帝制复辟逆流，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

陈独秀把欧洲近世国家观归结为两个方面：国家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 多数国民自觉地居于主人地位。因此，“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①由此，他把民权自由与共和立宪结合了起来：“所谓民权，所谓自由，莫不以国法上人民之权利为其的解，为之保障。立宪共和，倘不建筑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

由此出发，新文化运动以人权说为武器，把思想上批判孔教与政治上反对复辟帝制的斗争相结合，为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度而奋斗。陈独秀指出主张“三纲”的孔子之道“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②他们号召青年，不仅要打倒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还要彻底“除三害”——霸住中国政治舞台的军阀、官僚和政客。

这样，新思想启蒙运动就把两条路线鲜明地对立起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权说——共和立宪——资本主义；儒家学说——纲常名教——帝制政治——封建主义。在这种对比中，他们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启发国民增强民主意识，关心政治，把青年由启蒙引向救亡，引向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勇士们还大力宣传科学思想，向封建迷信、天命论、鬼神说开战，批判佛教、老庄思想对人的毒害，指出：“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③为此，他们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和批判：（一）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主张“用科学解决宇宙之谜”，“以科学说明真理”，“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④。（二）宣传唯物论和无神论，反对唯心论和“天命、天罚、天幸” 的天命观，用自然科学的原理证明无形无质的鬼神是根本不存在的。（三） 主张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指出“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惟科学”①。科学的态度就是“综合客观之现实，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②，使主观思想合于客观实际，以达到“宇宙人生真正契合”。（四）坚持真理，破除偶像，指出一切偶像都是无用的骗人的，“都应该破坏”，以坚持真理的精神，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 作到“宇宙间实在的真理与吾人心坎儿里彻底信仰”的统一。③（五）宣传社会进化，反对保守，力求进取。“自宇宙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④鼓励青年从消极保守退隐中摆脱出来， 建立积极、进取、战斗的人生观。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第 1 卷第 6 号。

② 陈独秀：《袁世凯复活》，《青年》第 2 卷第 4 号。

③ 《敬告青年》。

④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 2 卷 5 号。

①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 2 卷 5 号。

② ④《敬告青年》。

③ 陈独秀：《破坏偶像论》，《新青年》，第 5 卷 2 号。

文学革命是这场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当时，腐朽的封建文学和僵死的文言文统治着中国文学界。几个主要流派如“桐城派”主张“文以载道”，“文选派”宣扬“代圣贤立言”，都为传播封建礼教迷信思想服务，在形式上则提倡刻意摹仿的陈腐的八股文、文言文等，不准有任何的创造和突破。所有这些，严重腐蚀着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思想，麻痹他们的意志， 阻碍他们与现实社会接触，影响新思想的传播。因此，随着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又于 1917 年发动了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改革。内容的改革，突出反对封建思想；形式的改革则是反对僵死的文言文，提出生动活泼的白话文以及标点符号等。开始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陈独秀的支持下首先发难，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 8 项条件：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他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强调文学必须有思想，有情感；提倡白话文写作，创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等等。他并最先用白话文写作诗文，开一代风气， 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赢得很高的声誉。

胡适发出了“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但他初涉文坛，又远在异邦，对这场斗争心中无数，态度并不坚决，一再宣称“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 而不容他人匡正也”①。陈独秀则认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②于是，他紧接胡适之后，发表《文学革命论》，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并把文学革命与伦理革命、政治改革联系起来。他说：“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 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他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上书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痛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反对“文以载道” 和“代圣贤立言”。他以此广纳将士，并表示“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接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纷纷响应，加入进来，在文学界卷起巨澜。鲁迅还以猛烈抨击封建制度的《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等丰富的文学创作，表现了文学革命的最高成就。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等，也从此推广开来。文字改革如汉字拼音化和拉丁化也开始探索。

陈独秀等人认为，国民愚昧落后，民族种种弱点，无不与旧的教育制度有关。因此新文化运动中又掀起一场教育革命。中国教育制度与西洋教育制度相比，主要有 3 大弊病；被动的而非自动的，灌输的而非启发的；神圣的而非世俗的，幻想的而非直观的；单独脑部的（智育）而非全身的（德智体）。对此，他们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目的是使受教育

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

① 《通信》，《新青年》第 3 卷第 3 号。

② 陈独秀：《答胡适之》，《新青年》第 3 卷第 3 号。

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①

教学内容，“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教学方法，采取“自动启发主义”。

陈独秀等人的教育改革主张，得到了当时任北大校长、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蔡元培的支持。蔡聘任陈为北大文科学长，对文科的学制、教学方法，进行某些改革尝试。同时，他们又帮助蔡元培对整个北大这个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封建教育堡垒进行整顿和改革，实行男女同校、学生选科、学生自治等制度，倡导德智体美相结合、求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宗旨，唤起了青年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心。

自然，由于新文化运动主将们自身的阶级和思想的局限性，运动也有种种弱点。如急于求成的功利观念，认识与实践中的实用主义、经验论和唯意志论倾向，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偏颇态度等。这些都反映了社会长期黑暗和动乱又找不到出路时，人们普遍狂躁的心态，它给运动增添了更强的革命性， 亦带来破坏性，而且给运动打上时代的烙印。然而，从整体来考察，这些弱点与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思想的猛烈攻击，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和舆论界，引起了封建势力极大的恐惧和仇恨。他们推出“以遗老自居”的林纾为急先锋， 以《新申报》和《公言报》为阵地，或致函蔡元培，或以“小说”影射，肆意攻击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非圣非贤”，并制造谣言，勾结军阀政府，迫害新文化运动的成员，致使蔡元培被迫辞职，陈独秀也离开北大。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并不屈服，以大无畏的勇气进行反击。他们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于是，新旧势力展开激烈的较量。

激战结果，使民主主义思想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犹如狂飙席卷大地， 催人猛醒。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为了恋爱、求学、择业的自由，不怕家庭阻挠，家族攻击，纷纷挣脱封建枷锁，集合到《新青年》陈独秀、李大钊周围来，成为救国新道路的探索者；同时，许多青年在砸碎封建枷锁，争取个人自由权利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没有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政治民主，个人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于是，他们从启蒙走向救亡，以前所未有的自觉性和战斗激情，投入政治运动，密切关注国家命运，从而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民主觉悟的提高，也为接受更高的民主思想和更彻底的解放理论准备了条件。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传到中国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权利斗争的失败，这个新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导方面，及时转换方向，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也因此发生根本转折，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