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与文化

民国初年，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国经济和教育文化事业都有重大变化和发展，社会风气也有许多进步。

民国初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特点是，产生于上世纪末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这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存在的 3 个多月里，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法令、布告，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接着成立的北洋政府，也为当时形势所迫，不得不任命注重发展实业的宋教仁、陈其美、张謇，先后担任农林、工商和农商总长，继承和发展了南京政府振兴实业的方针。尤其是 1913 年 9 月进步党的张謇执掌农商总长后，曾电令各省都督调查实业发展情况，并要求各省设立实业司，专管实业调查和发展计划。他还注重经济立法，在他任内，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奖励实业发展的法律和条例。据统计，1912—1916 年间公布的这类条例、法规有 86 项之多。这些条例，虽尚未完备，有些也未能认真执行，但毕竟解除了清政府统治时期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若干障碍，为其发展开了绿灯。

南京和北京政府的这些措施，使中国资产阶级受到鼓舞。他们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发行鼓励人们投资实业兴趣的杂志，掀起了一股投资创业的热潮。工商部于 1912 年 11 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各省到会的

实业家 100 多人，开中国“工商界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举”。代表们在会上纷纷提出了发展实业的各种计划和提案，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强烈愿望。1914 年 3 月，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22 省代表 180 余人出席，提出 28 项、122 条款议案，内容涉及各个经济领域。当时人们称此会“俨然一地方议会”，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合群大会”。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与抵制美货后（1905—1908），出现了第三个高潮，从而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其概况如下：

据统计，从 1905—1913 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总数增加了 548 个，资本合计 12029.7 万元。如果与

甲午战争前的情况相比，厂矿数增长了 6.6 倍，资本总额增长了 4.7 倍。其中尤以民国初年增长最快：1903—1908 年，新注册的企业为 265 家，平均每年 44 家；1912—1921 年为 794 家，平均每年 80 家，比辛亥革命前增加近一倍。从投资额看，1895—1911 年厂矿投资额为 1 亿元，1912—1918 年 6 年间投资总额即达 14286.5 万元，比辛亥革命前 16 年还多 3000 多万元。

从资本种类看，这一时期商办工业资本增长快，到 1913 年，全国商办企

业已达到 516 个，资本总额 9551.8 万元；而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 94 个，

资本只有 4567.2 万元，从而使商办工业资本超过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资本，达到了整个工业资本总数的 70%，占了重要地位。这种情况，在一些民族资本家的发展史上，反映得很清楚。

买办出身的祝大椿，1898 年开始创办源昌碾米厂时，资本仅 40 万元，到 1913 年就在上海、苏州等地办起了缫丝、纺纱、电灯等共 11 个厂（包括

投资）；他的自有资本扩大到 235 万元，比最初资本增加了 22.5 倍。又如士

绅出身的张謇，1899 年开创第一个企业——南通大生纱厂时，有纱锭 20350

枚，资本 69.9 万元，到 1913 年，纱锭增到 66700 枚，资本增到 279.1 万元，

而这十几年中，所获纯利竟达 489.3 万元，为创办大生时资本的 7 倍。张謇

还同时投资于其它工、农、航运等 27 个企业，资本数百万元。

再从主要的工业部门看：棉纺织业，1909 年前，商办纱厂仅 11 家，纱锭 18 万多枚。到 1913 年发展到 18 家，创办资本 900 多万余元，纱锭 48 万

多枚，另有布染厂 27 家，资本 126 万元，织机 2000 多台。面粉业发展较快，

1895—1913 年，全国增设的商办面粉厂 53 家，投资额达 862 万元。民族工业资本的缫丝业发展最快，1894 年前新式缫丝厂已有数十家，但资本不超过200 多万元。1895—1912 年，就增设了 97 家，资本达 1.158 万元，成为民族工业资本最多的一个部门。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在许多方面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限制，因此具有明显的弱点，主要是发展不平衡，偏重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和面粉，重工业相当薄弱；二是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大多是中小企业，机器和技术都比较落后。这些弱点，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和对外国资本及官僚资本的依赖性，也就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与帝国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时期，中国官僚资本也有一些发展。原来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后所办的军事工业，这时都转到北洋军阀手中。他们为了镇压革命、扩大地盘和获取高额利润，不仅继续扩大经营军火工业，还陆续投资民用工业，主要是煤、铁矿和丝织、造纸、皮革等，还有银行业。因此，虽然这个时期官僚资本的发展没有民族资本快，但它在全国工业资本总额中，还是保有 30%的比例，达到 4567.2 万元。官督商办的有 86 家，资本额为 2947.6 万元，占总额的 1/4。

这时期官僚资本投资的特点是，以现任官僚私人投资工矿企业和开办金融银行业为主，主要集中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京、津地区。但其发展没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快，也没有控制全国经济命脉。所以如此，是因为袁世凯政权并不巩固，政局动荡，战争迭起。因此，军阀官僚把掠夺来的大量财富，大半用来购置土地和房产，进行封建剥削，或用于商业和金融等投机事业，很少一部分用来投资工矿企业。

与工业发展相反，这时期的中国农业，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农业改革的漠视，农村生产关系没有什么变动。因此，在帝国主义侵略深入和北洋政府剥削加重及连年不断的战争破坏下，农村经济呈现出衰败的趋势，自耕农破产和土地兼并、集中的现象最为突出，据苏南两个县的调查，到 20 世纪

20 年代，35%的农民耕地被剥夺了：/昆山/南通时期/自耕农佃农/自耕农佃农1905/26.057.4/20.256.91914/11.771.7/15.861.51924/8.377.6/13.064.4

上表各县总农户为 100，自耕农农户比例的减少，佃农农户的增加，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土地集中，农民破产的严重情况。

民国初年，中国教育事业发生了许多革命性的变化。首先是建立了近代教育行政机构和教育制度。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成立了教育部，任命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大部分省区还设立教育科，掌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宜。同时，教育部根据蔡元培的教育思想，颁布了《民国教育部官职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教育会章程》等一系列教育法令和制度，对清末教育作了一些重大改革。1912 年 9 月 3 日，又公布“壬子学制”，统一了我国小学、中学、大学、师范、职业教育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并规定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和男女同校、设立女子中学、女子职业学校等；又颁布半日制学校规程，大量开办师范及各种职业学校，以补正规教育之不足。因此学校和学生数量增长很快，据教育部统计：1907—1915 年，不到 10 年间，学校数增加了 91851 所，学生数增加了 3269263 人①。另外，民国初年，社会教育也蓬勃发展起来。1917 年教育部为此还设立了社会教育司。

通俗教育得到重视。1913 年，北京通俗教育调查会成立，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从事搜集各种图书、讲演、歌谣、戏剧、故事、小说、弹词、唱本，以为改进之参考。各地方乃纷纷设立通俗教育会、通俗讲演所、通俗图书馆，以推行社会教育。据 1921 年统计，全国

共有公立私立通俗教育会 233 所，通俗图书馆 286 所，演讲所 1881 所等。提倡平民教育。起初是留学生在赴英法参战华工中开始识字工作。1920

年，晏阳初回国，见国内文盲有 3 亿以上，就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普及识字教育，先后在长沙、烟台、嘉兴、杭州等地，开办平民学校，各地响应，

① 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教育统计概览》，1924 年版。

后来在北平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各省设立分会，达 50 余处。

实施职业补习教育。1913 年，教育部颁布实业学校规程，订有实业补习条款，并于北京、沈阳等地，设置公众补习学校。1915 年，全国共有此类补习学校 76 所。

统一国语的工作也着手进行。我国方言复杂，实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进步之一大障碍。1912 年教育部成立，即召集“读音统一会”。1913 年 2 月，正式开会，制定注音字母 39 个，审定字音 6500 多个，筹拟国音推行方法，组织国音统一期成会，创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发行注音字母报等。

后来，随着袁世凯复辟活动的展开，教育改革的势头受到抑制，有些方面还出现了倒退现象。但资产阶级教育制的形式还是保留了下来。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也作了一些改良，学校和学生数量也有一定的增加。

在科技方面，这时期最突出的事件是农商部设立地质调查所，集中外地质学者，调查中国地质，是开创性的工作。

另外，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西方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又渐渐恢复起来，到民国初年已有相当的发展，并伴随着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和西医、医院也发展起来。据统计，1905 年在中国的传教士有 3445 人，教会会员 178254

人，到 1918 年传教士增到 29306 人（其中外国传教士为 5961 人），会员 312970

人，信徒 654658 人。教会学校的发展也十分可观，据 1918 年统计，大学 18

所，学生 772 人；中学 228 所，学生 11892 人；小学 5902 所，学生 159775 人。另外还有师范学校、神学院、实业学校、幼儿园、孤儿院等。教会办的医院 320 所，医学校 21 所。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许多除旧布新的法令，再加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冲击，民国初年的社会风气也有许多变化：

剪除发辫。“编发之制”是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象征。辛亥首义后，各地群众即自动起来剪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1911 年 12 月 29 日），南京各界市民就一律剪去辫发，以示庆祝。孙中山在致各地电文中，还要求“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①

放足。在封建社会中，随着纲常礼教的加强，缠足成为妇女应该普遍遵守的规矩，因此放足就成为妇女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重要标志之一。1912 年 3 月 11 日，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要求“已缠足者令其必放，未缠足者毋许再缠”②。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

改变称呼。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尤其是官民之间极不平等。民称官必须呼“大人老爷”之类。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保持形式上的平等，所以，孙中山曾以大总统名义颁布命令取消过去“非分之名称”，主张“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③。如此提倡，慢慢也成社会风气。

废止跪拜礼。跪拜之礼是一种表现愚忠愚孝的封建礼节，反映了人格上的不平等。为了提倡资产阶级人权平等的思想，孙中山在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上，提出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代表赞成通过，此后便逐步流行开来。

① 《临时政府公报》，第 29 号，1912 年 3 月 5 日。

② 《临时政府公报》，第 45 号，1912 年 3 月 22 日。

③ 《临时政府公报》，第 27 号，1912 年 3 月 2 日。

以上种种，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性和它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