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林彪政治阴谋的败露及其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党的重建问题已经解决，转而把考虑重点放在政府的重建方面。而要重建政府，修改宪法和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成为当务之急。1970 年 3 月 8 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看成是夺取更多权力的机会。这个集团本来就是以个人野心和宗派主义为基础，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逐步形成的。由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居于“副统帅”的地位，这个集团的权势发展很快，经过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达到了顶峰。这时，林彪的“接班人” 地位已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其他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黄永胜担任了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担任副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日常的军事领导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取得显赫地位的陈伯达，这时与江青的矛盾日趋尖锐转而投入林彪集团。随着林彪集团权势的扩大，他们的野心也恶性膨胀。他们阴谋凭借在组织上占有的优势，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时机，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4 月 11 日，林彪不顾毛泽东明确的意见，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实是林彪要当国家主席。叶群对吴法宪说过：

“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李作鹏也公开说，林彪担任国家主席“较合适，因为他是副统帅，又是接班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是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的。在审定宪法修改草案工作的会议上，他们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

1970 年 8 月 23 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会议一开始，林彪就在全体会议上抢先发表讲话。他强调宪法草案的特点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 “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林彪在这里使用“无产阶级专政元首”的提法，显然是改换另一种用语，表达他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林彪在讲话中，反复称颂毛泽东的功绩，批驳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的观点，并且说：“毛泽东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彪的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矛头是对着江青集团。因江青集团探知毛泽东不赞成称他是“天才”而反对林彪的观点。这篇讲话，对于林彪集团的成员来说，无异是一个发难的信号。

8 月 24 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议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并宣讲一份由陈伯达选编的题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他们在发言中，按照林彪讲话的主旨，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不指名，但是用大家都明白的语言，攻击江青集团，并以华北组《简报》的形式，扩大影响。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成员，对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贬低毛泽东思想、不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表示了极大愤慨，要求把这种人揪出来，从而造成了一场混乱。

8 月 25 日上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告状。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全会即告中断。31 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陈伯达鼓吹天才“欺骗了不少同志”，包藏着野心。全会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

全会于 9 月 6 日恢复原定议程，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会上，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全会于当日闭幕。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矛盾和斗争达到了高潮。在这场较量中，林彪集团遭到了沉重打击。他们妄想由林彪当国家主席，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权的阴谋活动遭到挫败。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召开华北会议，在 1 个多月的会议期间，进一步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宣

布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1971 年 4 月 7 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对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从 4 月 15 日开始，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在会上作了检讨。4 月 29 日，周恩来代表

中央在总结讲话中，指出黄、吴、叶、李、邱等人在政治上犯了方向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同日，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

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林彪集团眼见宗派势力濒于瓦解，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

早在 1969 年 10 月，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970 年 10 月，林立果秘密组织武装政变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还在广州、上海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精心挑选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1971 年 3 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会商，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571 工程”纪要》。

正当“联合舰队”积极准备发动一场尖锐斗争的时候，1971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 12 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在与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还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这样尖锐地提出林彪的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把林彪视为接班人，而且认为林彪已充当了反对他自己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当时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于 9 月 5 日、6 日接到他们亲信的密报，得知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陷于极大的恐慌。7 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 日，林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即周宇驰，当时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林立果带着这份手令赶到北京，进行了具体部署。他们密谋在华东地区用地面攻击、爆破铁路桥梁、飞机轰炸等手段摧毁毛泽东乘坐的专车，置毛泽东于死地。同时，他们还作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

9 月 3 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原计划在杭州住到 9 月下旬。当他了解到一些可疑的情况后，立即引起警惕。9 月 10 日下午，毛泽东突然离开杭州，12 日下午 6 时许，安抵北京站。毛泽东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和所采取的机智措施，使“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无法实现而破产。

9 月 11 日晚，林立果得到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密报。12 日，他在北京指

挥“联合舰队”骨干，仓皇准备飞机，拟定名单，妄图于 13 日晨会同林彪反

革命集团核心成员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割据。林立果于 12 日晚 8 时许私调专机飞抵山海关机场，立即乘车赴北戴河与林彪、叶群会合。

9 月 12 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10 时 30 分，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报告，反映林立果傍晚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到山海关等异常活动的迹象。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擅自调飞机到山海关的事，并下令将飞机马上飞回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看到南逃阴谋已难得逞，于 9 月 13 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摔死。“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一场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

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用党章肯定下来的接班人竟然叛国出逃，新擢升的 6 名政治局委员竟然从事反革命活动，等等。这些令人震惊的事实，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必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不对？“文化大革命” 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效果？等等。“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