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一、左翼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主要方面是军事斗争，同时也包括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左翼文化运动，就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所领导的思想文化斗争的基本内容和表现。

在 1927 年革命大转折时期，“一大批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者，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革命策源地’，从海外，带着满身尘烟，陆陆续续聚集到上海”。①他们主要汇集于创造社和太阳社两个文学团体，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两个文学团体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作家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主张创造为完成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服务的革命文学。这是对的，是五四时期提倡文学革命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大进步。

但是，当时正是“左”倾思想在国际进步文艺界和中共党内严重存在的时候，再加上两个团体的成员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缺乏深入了解，因而也发生不少“左”的错误。一方面是在文艺观点上，他们把文艺的作用夸大到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片面强调“文学是宣传”， 又把作家世界观的改造简单化；另方面是把鲁迅当成了革命文学的障碍，不仅改变了原来同鲁迅联合行动的计划，而且向鲁迅发起攻击。对五四以来其他有声望的作家，如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也一概否定。由此引起了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鲁迅批评了两个文学团体的“左”倾幼雅观点，正确地阐明了文艺的作用、性质及作家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他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文艺与革命》、《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章中指出：各种文艺作品“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文艺并不具有“改变环境”、“旋转乾坤”的作用；“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文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不是“突变” 的。鲁迅还特别批评了某些人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以及“摆着一种极左倾”的面孔，“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错误。

在中共的领导下，经过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及其他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1930 年 3 月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参加者有鲁迅、茅盾等 50 余人。成立大会选举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 7 人为常务委员。并发表《理论纲领》，说明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反对一切反动的文艺思想，为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文学艺术而斗争。

左联成立后，又相继成立了社会科学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美术家联盟、新闻记者联盟、教育家联盟、世界语联盟、电影小组、音乐小组及其它左翼文化团体。这些团体又联合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委员会的领导。这样，就形成了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左翼文化大军。此外，还有一大批有声望的文化界人士和作家、艺术家，虽没有参加“文总”，但却是左翼文化的同盟军和战友，如邹韬奋、

① 周扬：《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1980 年 4 月 2 日《人民日报》。

巴金、老舍、曹禺、郑振铎、叶圣陶等多人，他们各以自己的努力，为中国革命进步文化作出贡献。

左翼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采取多种方法保住和发展出版阵地，不断出版新的刊物，并不断改变形式和名称。如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查禁后，即改出《新生周刊》（杜重远主编），《新生》再被查禁，就再改出《大众生活》。左翼作家经常更换笔名，以躲过国民党的书报检查。鲁迅后期使用过的笔名竟多达 70 余个。他们还通过各种途径，在中间性的甚至偏右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左翼文艺工作者通过努力，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电影小组初成立时，只有夏衍、郑伯奇、钱杏邨等几个人，后来队伍迅速扩大，几乎完全掌握了上海几家著名电影公司的编导权。

左翼文艺家通过论战，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进攻。

还在左联成立之前，1928 年，“新月派”的梁实秋等人就曾以资产阶级人性论来抹煞文学的阶级性。他们提出：文学“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 天才“是基于人性的”。人性并没有阶级之分，“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革命的文学’这个名词根本的就不能成立。”①革命文学阵营的彭康、冯乃超等相继著文予以批驳，阐明文学具有阶级性的道理， 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创造“自身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性。鲁迅则指出：文学必须借助人才能表现“性”，而“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梁实秋取消文学的阶级性，但对其文章内容“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 了。”①革命文艺队伍批评了新月派，阐明了无产阶级关于文学阶级性的原则。

1930 年 6 月，一批国民党官员、特务、反动文人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们标榜“民族主义”是“文艺的最高意义”，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吹捧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的战绩，散布反苏媚日的反动思想。所谓“民族主义文艺”，不过是直接为维护国民党统治服务的一种喧叫。他们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就是由国民党中宣部最后审定的。所以，革命文艺家着重揭穿了这个派别的反动实质。茅盾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艺，不过是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之外的“无耻的麻醉欺骗”伎俩，他们的文艺作品，更是干脆“鼓吹‘屠杀’！”“完全暴露了法西斯蒂的面目。”瞿秋白、鲁迅直斥民族主义文学就是“屠夫文学”，“宠犬派文学”，“流尸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的喧叫，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即宣告破产。

1932 年又发生关于“文艺自由论”的争论。开始是以“自由人”自诩的胡秋原在批判民族主义文艺的同时，散布了攻击左翼文艺的观点。接着，是把作家称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进一步宣扬超政治、超阶级的文艺论。胡秋原说：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不是宣传，描写不是议论”，“有某种政治主张的人，每欢喜将他的政见与文艺结婚，”这是“使人烦厌的”。

① 见梁实秋：《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3 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年 5 月出版，第 10—17、49—56 页。

①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3 册，第 68、69 页。

②这明显是针对无产阶级文学阵营而发的。苏汶把阶级观念与文学创作、革命

与文学对立起来，硬说当文学有了阶级观念之时，它就由“处女”变成了“人尽可夫的卖淫妇，她可以今天卖给资产阶级，明天又卖给无产阶级”。如此， 文学就不再是文学，而“变为连环图画之类”；作者也不再是作者，而“变为煽动家之类”。①

胡、苏所表达的“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观，核心仍是否认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对此，左翼文艺家们指出：文学的阶级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一个文学家，不论他有意还是无意，“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文学是附属于某一阶级的”，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必须指出文学阶级性这一“真面目”。②关于文学与阶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鲁迅生动地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这“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③ 瞿秋白还提出“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这一命题。周扬则论述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

在关于“文艺自由论”的争论中，左翼文艺家对文学的阶级性与真实性、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以及文学价值观、作家思想改造等无产阶级文艺观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做了较深刻的说明。但是，从左翼文艺运动开始就有的文学上的机械论、关门主义和宗派情绪，在这次论争中依然存在着。瞿秋白、冯雪峰等觉察到并批评了这种倾向，但提出更尖锐批评意见的，是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他在 1932 年 11 月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尖锐指出：否认“第三种文学”存在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因为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学之外，显然还有小资产阶级文学，并且这种文学在目前中国革命文学中是“最占优势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文学家不是敌人，而是同盟者。对他们不应排斥和谩骂，而应“解释、说服和争取”。他不赞成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说法，认为这种观点大大缩小了文学的范围，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在阶级社会，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决不是每一文艺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的作品”。只要“描写了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即使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也仍然是有价值的作品。张闻天还论到文艺大众化问题，认为：文艺应该大众化，但绝不能说只有通俗的宣传鼓动作品才是无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应该利用“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①张闻天的这些意见，对左翼文艺工作者起了指导作用。

左翼的和其他进步的文艺家在创作上取得了多方面成就。左翼文化时期的鲁迅以撰写杂文为主，创作了上百万字作品。他的杂文具有锋利、泼辣、幽默的风格，内容涉及到非常广泛的社会面，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做到了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正是经过鲁迅及他影响下的现

② 《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3 册，第 118、121 页。

① 《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3 册，第 134—135 页。

② 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同上，第 149—150 页。

③ 《论“第三种人”》，同上，第 180 页。

① 《张闻天文集》（一），第 307—312 页。

代杂文作家的努力，使杂文成了现代中国文坛的一种重要的文体。瞿秋白、茅盾、唐弢、徐懋庸、聂绀弩等也都写出一批思想深刻、艺术高超的杂文作品。

小说创作方面，茅盾、巴金、老舍等写出了传世之作。茅盾的长篇小说

《子夜》于 1933 年出版后，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这部小说形象地、真实地

反映了 30 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阶级矛盾，成功地塑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以艺术的形象说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茅盾的小说还有《林家铺子》等。巴金于 1933 年出版长篇小说《家》。它以“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封建大家庭的崩溃，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抗争精神。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于 1936 年秋在杂志上连载。它通过对北平一个人力车夫一生勤苦劳作和最终悲剧的描述，反映了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与命运，对旧社会发出了血泪的控诉。当时有影响的作家还有叶绍钧、蒋光慈、张天翼、沙汀、丁玲、叶紫、萧军等。总计左翼作家和其他进步作家在十年内战时期创作的中长篇小说，约有 150 余部；短篇小说数以万计，汇集成书的就有上百种。

剧作方面的最高成就，是曹禺 1935 年创作完成的《雷雨》，它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资本家的家庭生活悲剧，展示了这个家庭的罪恶历史和现实，使人们看到了中国上层社会的腐朽和下层人民痛苦悲惨的处境，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曹禺的名著还有《日出》。著名的剧作家还有田汉、夏衍、洪深等。

诗歌方面，有殷夫的诗集《孩儿塔》，臧克家的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等。艾青、田间也都发表了激情盎然的诗篇。

电影艺术的成就也十分突出，《渔光曲》、《马路天使》等都是影响广泛的优秀影片。

音乐方面，田汉、聂耳等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等不朽之作。

左翼文化工作者开展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宣传。其中鲁迅和瞿秋白的贡献尤为突出。鲁迅所译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和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在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瞿秋白翻译了《高尔基论文选集》，编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列宁论托尔斯泰》，撰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斯大林与文学》等多篇评介文章。

30 年代以鲁迅为旗帜，以左联为组织核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树起一座丰碑。它是“五四”以来文化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又是后来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荣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