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从“四·一二”到“七·一五”

革命汹涌向前，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不甘心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就竭力反抗，破坏革命。由于北伐首先打击直系军阀并向英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推进，所以英帝国主义就成为干涉中国革命的急先锋。

1926 年 6—8 月，英国轮船依恃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长江支流川江横行肇事多起。9 月 5 日，英国军舰又借故炮轰万县城，造成死伤中国军民千余人的“万县惨案”。北伐军兵临武汉时，英国军舰还直接炮击北伐军，又让吴佩孚的军舰挂上英国国旗与北伐军作战。1927 年 1 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推进时，英国就联合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来对抗中国革命。英、美、法、日等各国，纷纷从本国或海外军事基地向中国大量增兵。一时间，在上海和长江一带，很快集结起军舰 63 艘，军队 2 万余人，造成帝国主义各国共同干

涉中国革命的严重局势，并在 3 月 24 日制造了“南京惨案”。当时北伐军占领南京，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对北伐军和平民猛烈轰击，造成严重伤亡。

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中国革命同时，又采取分化革命阵营的手段，利用所谓“温和派”打击革命派。英国和美国公开宣布准备“以最宽大的精神”与中国谈判新约，企图以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上的虚伪让步来利诱中国资产阶级。日本则竭力拉拢蒋介石与奉系军阀妥协，共同成为其侵华工具。帝国主义还推动上海及江浙财阀大买办资产阶级，积极勾结蒋介石反叛革命。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曾衔英、美之命到南昌与蒋介石谈判，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借给他 6000 万元，以反共灭共为条件。

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找到了反革命的靠山，终于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

北伐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追求独裁、破坏革命的行为，进行了一定的斗争。1926 年 11 月，由于革命发展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决议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新的革命中心武汉。但是，在北伐军打下南昌后，蒋介石为了把持国民政府，违抗中央决定，坚持迁都南昌——他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并扣留路经南昌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为此，武汉在 2 月 9 日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谴责并粉碎了蒋介石的企图，决议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3 月 7 日，又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决定中央实行主席团制，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职务；又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重大决定须经军事委员会议决，企图以此削弱蒋介石的军权，还有“迎汪抑蒋”等措施。

但是，斯大林对当时中国革命的严重危机估计不足，对蒋介石仍抱有很大的幻想，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继续北伐，最后再把他像一只被榨干了的柠檬抛弃掉。为此，他指示国际代表罗易、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继续团结蒋介石。因此，上述对蒋介石的斗争是软弱无力、不得要领的，未能制止蒋介石滑向反革命。

1927 年 2 月 11 日和 3 月 7 日，蒋介石发表两篇演说，打出了反共的旗号。他诬称“共产党员压迫国民党员”，宣称不仅日本，无论哪一国，“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未始不可联合。同时，他就从南昌开始，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反革命的暴行：3 月 6 日，制造了赣州惨案，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接着江西 10 多个县接连发生惨案，严重摧残江西工

人运动，并在 3 月 16 日武力解散了坚持革命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九江市党部，镇压了九江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3 月 20 日，蒋介石到达安庆，23 日，又制造安庆惨案。就这样，蒋介石一路杀到上海。

鉴于上海工人起义后成立了革命临时政府，工人纠察队还有大量武装，群众的革命情绪激昂，蒋介石对上海革命的镇压采取了两面派手段。

月 26 日，蒋介石到上海后即假惺惺地对总工会代表保证不让工人纠察队缴械，甚至还赠送“共同奋斗”的锦旗一面给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表示对上海工人阶级的“敬意”，以麻痹人们的警惕性；另一方面，他又与上海的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①。帝国主义见蒋一路镇压工农运动，也对他建立了信任，赞扬他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②，准许其带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上海的侵略军帮助他镇压革命。接着，蒋介石下令将受到革命影响而对工人纠察队友好的上海驻军薛岳部队调走，另调新近投靠过来的浙系军阀周凤岐部担任“沪上防务”，充当屠杀革命的刽子手。同时，他又与上海的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勾结，组织流氓成立“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来对抗上海总工会，等等。

在进行以上种种反革命部署同时，4 月 1—3 日，蒋介石与两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古应芬、吴稚晖、张静江等连续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全面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方案。他们诬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主张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分共”，驱逐苏联顾问，镇压工农武装。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也参加了密谈。为与蒋介石集团争夺权力，在分共的时机与方式上，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分共事项；会前可由他通知陈独秀，让各地共产党员“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

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仍执行共产国际拉住蒋介石的路线。4 月 5 日，陈独秀与汪精卫会谈，并发表联合宣言，批驳共产党“想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谰言；但又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事事开诚协商进行。共产党想以此束缚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手脚，结果反而使上海工人阶级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月 12 日晨，从租界内出动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向各区的工人纠

① 《字林西报》，1927 年 4 月 2 日。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27 年卷 2，第 94 页。

察队驻地进攻；大批反革命军队紧跟其后，诡称“调解”、“保护”，收缴纠察队枪械。准备不足的工人纠察队，有的受骗被缴了械，有的虽起来反抗，但寡不敌众，很快被击败，死伤 300 余人。

上海总工会立即宣布总罢工，进行反抗，13 日上午召开群众大会，一致议决：收回工人武装，严惩祸首，抚恤烈士家属等。午后 1 时，群众到宝山

路 26 军 2 师司令部请愿游行时，反动军队向徒手群众射击，并用机关枪扫射。工人当场牺牲百人以上，伤者无数。当时正值大雨，血流成河。下午，白崇禧指派军队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和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并继续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大批优秀的革命志士先后英勇牺牲。14 日晚，上海总工会举行紧急会议，为避免更大的损失，忍痛复工。

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以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这个代表外国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除了得到这些阶级支持之外，由于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也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上层人物的附和。个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到南京政府中任职，对其寄予幻想。

与此同时，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等，都相继“清党”，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表示拥护南京政府。

革命人民则愤怒声讨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的罪行。武汉、长沙等地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4 月 17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斥责蒋介石，开除其党籍，免其本兼各职，并令全国将士及革命群众团体捕蒋治罪。22 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 39 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号召“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四一二政变”后，大革命局部失败，国内政局发生很大变化，在全国形成 3 个政权的对峙的局面：北方仍为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所控制；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成为新军阀反革命政府，它以江浙为中心控制了南方原属国民政府的大部分省份；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仍是革命政府，并含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因素，但其控制地区缩小为湘鄂赣 3 省。虽然蒋奉之间，以及他们与四川、广东、广西地方军阀之间有矛盾，但他们反对武汉革命政府是一致的，所以形成了对武汉地区的四面包围。

武汉革命阵营内部的情况也很复杂。汪、陈发表联合宣言后，就赴武汉。中共中央亦随之迁汉。“四一二”后，汪精卫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作控制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湘鄂赣 3 省革命群众运动还在高潮之中，就打出反蒋旗号，以国民党“左派领袖”面目出现，取得了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他口头上高喊革命，暗地里却准备分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的背叛错误地视为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而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武汉政府看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误以为这样的“联盟”，天然是“可靠”的，因此进一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对汪精卫等百般迁就，对他们可能的背叛没有警惕。

在军事方面，由于当时奉军对武汉的威胁较大，北方又有冯玉祥国民军配合，武汉政府决定对东南西三面取守势，于 4 月 19 日举行第二期北伐。6

月 1 日，与国民军合作，占领了郑州、开封，把奉军逐出河南。

但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包围封锁，英、美、日帝国主义又关闭了在武汉的工厂、银行、企业，运走煤油燃料，使武汉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原料、燃料短缺，生产萎缩，工厂停工，工人失业。5 月中旬，武汉地区 100

多家商店几乎全部关闭，失业工人达 12 万人。国民政府为维持财政支出和筹措北伐军费，不得不发行大量纸币救急，结果又引起通货膨胀，影响人民生活。在这种情势下，工农群众和国民政府必然与同样陷入困境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更不要说工人运动在革命高潮中受“左”的影响，提出更高的经济要求了。于是，资产阶级首先动摇起来，与逃到城市里来的地主豪绅联合起来，大喊“工农运动过火”，要求取缔。这表明资产阶级已由害怕而开始脱离革命。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就急剧右转，加紧压制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

革命陷入严重危机，出路何在？共产党内发生深入还是广出的争论。毛泽东等主张深入湘鄂赣 3 省的土地革命，依靠农民巩固革命根据地，再图发展；鲍罗廷、陈独秀等则主张先北伐，扩大革命，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后再实行；又认为“东南是帝国主义的基地”，反动势力强大，革命应向西北发展，依靠“可靠的盟友”冯玉祥，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4 月 27 日—5 月 10 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寻找挽救革命的途径。大会否定了鲍、陈向西北逃跑的路线，决议北伐与土地革命同时进行，并决定只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的土地，但又规定这个决定须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执行。于是便成为一纸空文。“五大”在关键时刻，对挽救革命没有找到任何出路，只得坐待整个革命局势继续恶化。

国民党的动摇和共产党的软弱，导致右派军人的叛乱不断发生。5 月 13

日，驻防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 14 师师长夏斗寅，乘第 2 期北伐，武汉空虚，与四川军阀杨森勾结，发表反共通电，打到武汉附近，形势十分危急。叛军虽被叶挺所率第 11 军第 24 师及中央独立师粉碎，但被害的共产党员和

革命群众达三四千人。5 月 21 日，第 36 军 33 团团长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封闭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国民党省党部等一切革命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在长沙和附近各县屠杀上万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6 月 6 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 5 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又在江

西将该军全部政治工作人员和方志敏等共产党人 164 名“遣送出境”，命工会、农会停止活动。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惨杀革命干部。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密切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5 月 18—30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八次全会，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并作出给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的“紧急指示”。6 月 1 日，指示到达中国，要求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分子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 2 万名共产党员和 5 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这个指示，虽然有些内容脱离实际，有些内容已为时过晚，却表示了企图挽救革命的强烈愿望，有些内容也不是绝对不可取，若参照执行，相机行事，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可能有所补益；纵然不能挽救革命失败，也能减小革命力量的损失。但是，陈独秀、鲍罗廷和国际代表罗易认为，在共产党不退出国民党的

条件下，“紧急指示”无法执行。罗易竟天真地把指示给汪精卫看，希望汪精卫国民党去执行。

汪精卫等国民党领导人见“紧急指示”后大惊失色，认为这是共产党耍

阴谋推翻国民党，便加速了反共步伐。6 月 10 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张发奎等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汪精卫等原计划企图联冯而反共反蒋，争夺国民党领导权。但是，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他既不帮助鲍罗廷实现“西北路线”，也不满足汪精卫等的如意算盘。他主张宁汉合作，分共反奉。会议按冯玉祥的意图，决定由冯指导陕、甘、豫等省党务，北伐军撤回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期北伐以伤亡 1.4 万多

人的巨大代价（共产党员最多的第 4 军和第 11 军伤亡最大），击溃了奉军的主力，只是为冯玉祥争得了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

6 月 20—21 日，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胡汉民、张静江等举行徐州会议，会商实行“分共”与宁汉合作问题，并作出一系列决议。会后，冯玉祥致电武汉，攻击武汉地区工农运动“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怖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国民无一安宁”；补救之方唯有“设法使鲍（罗廷）归国”，宁汉“通力而合作”；催促汪、谭等“速决大计，早日实行”①。武汉随即实行“分共”。

月 29 日，第 35 军军长何健在汪精卫等指使下，发表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同时在湖南“清乡”，解散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人。中共中央于 7 月 13 日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揭露汪精卫等反对革命、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行为，声明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拒绝与汪精卫等同流合污，撤离武汉。
月 15 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②，随后对武汉地区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力量强大得多，再加上国民党的叛变和共产党还在幼年，缺乏经验。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留下的成果，也是极其伟大的。横扫千军、所向披靡的北伐战争，和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工农运动，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为即将推翻北洋政府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深入人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受到一次相当普遍的革命洗礼。而被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荡涤过的南方数省，成为未来更高阶段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摇篮。最伟大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这次大革命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取代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并且，经过这次革命的艰苦锻炼和严峻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面的经验，从而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① 《吴稚晖全宗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革命文献》第 16 辑，第 9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