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四爱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而告终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全国沸腾。北京政府在 1918 年 11 月 28—30 日，以参战国资格举行 3 日大庆，又是阅兵典礼，又是歌舞宴会，忙碌了一阵，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京中各学校也在 14—16、28—30 日两次放假 3 天，并举行庆祝游行。北京大学还在中山公园举行演讲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先后发言，阐述这次胜利之意义。可贵的是，他们在演讲中把欧战结束与俄国十月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潮流联系起来考察。李大钊说德国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蔡元培也喊出“劳工神圣”；“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大家都一致欢呼“公理战胜强权”。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还为此称赞威尔逊的“十四条”，并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学生游行庆祝时，竟有不少人跑到美使馆去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广大人民群众最高兴的是，中国与英、法、美、日等国一道成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失去的权益，一洗过去遭受强权欺侮的耻辱。所以在巴黎和会开会时，中国各界各团体人士都密切注视着它的进展。但是，随着中国代表的要求逐个被拒绝，中国人民的幻想也一个一个破灭了。

1919 年 2 月初，中日代表团因山东问题在和会上争执，日本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时，中国人民即愤怒起来，各界各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要求政府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严词拒绝，以保主权，庶达国民公意，而免贻笑友邦”。有的致电巴黎中国代表：“愿公等坚持到底，全国国民为公后盾。” 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也改变调子，称威尔逊为“威大炮”，其“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并指责 5 国垄断和会，“公理何在？”

随着对巴黎和会幻想的破灭，人们对卖国贼愈加痛恨。4 月 16 日，上海

民议联合会、华侨平和期成会、对日外交后援会等几个团体的代表召开联合大会，作出决议说：“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章宗祥、靳云鹏等种种卖国行为，日益加厉，为全国所不容，应请决议惩办，以除祸根。”①

《每周评论》不断揭露卖国贼的罪恶，并点了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 3 个亲日派的名字，在青年学生中发生很大影响。而当和约中山东问题的条文内容传到中国后，人民群众的悲愤情绪达到了极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破灭。《每周评论》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 14 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文章认为争取“世界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其实，北京和山东的爱国人士已经行动起来。早在 2 月 5 日，北京大学

2000 余人召开大会，推出干事 10 余人，分头联合各校，致电巴黎代表，拒

绝日本要求。其它各地学生也有类似活动。4 月 20 日，山东 10 万余名群众，在济南举行国民大会，表示力争山东主权之决心。5 月 3 日，北京一些政界人士组织的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员会，决议 5 月 7 日为国耻纪念日，该

日午后 2 时在中山公园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以示不承

认 21 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处理山东问题之密约。

但是，学生们决定按自己的时间表行动。5 月 2 日，北大学生许德珩等从蔡元培处和林长民（徐世昌的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发表在《晨报》上的文章中得到巴黎和会失败消息后，便约集参加《国民社》的各校学生代表紧急会议，决定 5 月 3 日在北大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

京 13 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在这次大会上，各校学生代表纷纷发言。北大法科学生谢昭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咬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 四字，揭之于众。大会在既热烈又悲壮的气氛中，通过以下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拒签巴黎和约；通电全国各省市于 5 月 7 日国耻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5 月 4 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月 4 日下午 1 时，北京十几所学校 3000 余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前。他们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书：“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广场上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很多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最后决议举行示威游行，推北大学生傅斯年为总指挥，然后向使馆区进发。

北京政府先后派教育部次长、步军统领李长太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到场干涉，都被学生顶回。队伍到使馆区东交民巷西口时，被大批巡捕荷枪实弹阻于铁栅栏处。双方交涉 2 小时之久，不得要领，学生队伍即改道向曹汝霖住

宅赵家楼进发，下午 4 时许，涌到曹宅门前。曹宅内外已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双方争执一阵后，学生即冲进曹宅，适遇在曹宅作客的章宗祥，即予痛打；继因寻曹未着，即烧宅屋。近 6 时，李长太、吴炳湘率大批军警赶到，

逮捕未散去的零星学生 32 人，并将大火扑灭。

5 月 5 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为营救被捕学生，继续力争山东权利和惩办卖国贼，举行全市总罢课，并于次日成立北京市学联，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① 《民国日报》，1919 年 4 月 18 日。

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教育界教职工及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蔡元培等各校校长组织校长团，向当局交涉营救学生。反动当局对如何处置学生运动产生分歧意见，皖系军阀坚决主张严厉镇压，总统徐世昌和一部分议员“恐惹起绝大风潮而后患将不堪设想”，同意吴炳湘向蔡元培等提出实现两个条件下，释放被捕学生：（1）7 日不许学生参加群众大会；（2）同日各校一律复课。蔡等完全答应。被捕学生获得释放。

月 7 日的国民大会未能举行，但学生的斗争没有停止。反动当局正酝酿进一步镇压学生运动的措施，并欲免去蔡元培的职务。蔡闻讯后，为保护学生，于 8 日辞职，并秘密出走天津南下。教育总长傅增湘因表示同情学生

和蔡元培而遭皖系非难，也于 11 日秘密出走。北京各校学生及教职员代表开会，掀起留蔡运动，13 日向政府最后询问，如无满意答复，则一致罢课。14 日，在学生再次总罢课及社会舆论压力下，徐世昌被迫下令慰留蔡元培。

但是，北京政府同时又下令挽留 5 月 4 日受打击后被迫辞职的曹汝霖等卖国贼，还明令免傅增湘职，欲以安福系要人田应璜掌教育大权。这又激起广大学生和教师们的强烈愤慨。于是，他们于 5 月 19 日举行总罢课，并向徐

世昌提出欧会不得签字，惩办国贼，挽回蔡、傅，打消田掌教育等 6 项要求。总理钱能训竟要学生拿出“卖国证据”，否则，“徒凭空言，政府不能办到。”

①

学生表示，“非惩办卖国贼之目的达到，决不上课”，并在罢课期间开展一系列活动：组织讲演团上街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发行日刊；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等等。

学生爱国行动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不断向北京政府提出警告，要求取缔学生“排日”运动。日本驻华军舰纷纷驶泊天津、吴淞、青岛、山海关各埠示威；驻北京的日兵也持枪到总统府门前进行军事恫吓。在日本压力下，北京政府开始对学生运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6 月 3 日，军警马队及侦缉队、保安队一齐出动，逮捕在街头进行宣传活动的学生 170 余人，监禁在北大法科讲堂内；4 日，又拘禁 700 余人。法科校舍无法容下，又辟马神庙理科校舍为临时监狱。

北京“六三”大逮捕消息传到上海后，经上海学联的联络，于 6 月 5 日，实现了商店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以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和要求，并且，从 6 日起，罢工斗争不断扩大，到 10 日，上海工人罢工进入最高潮，以致上海市外市内、海上陆上、交通和电话通讯等均告断绝。与此同时，全国 30 多个城市，也卷入到斗争中来，五四爱国运动已成燎原之势。而且参加运动的阶层极其广泛，不仅有学生、工人、商人、市民，还有乡镇的农民群众、士兵等。直系军阀吴佩孚，也企图利用群众斗争打击政敌皖系，于 6 月 9 日致电北京政府大总统说：“士为四民之首，士气即民气也。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同相见。⋯⋯”①表示了对学生同情和对政府的不满态度。美国政府见学生斗争矛头主要针对日本，也取“不反对”立场。②

在这种种巨大压力下，北京政府开始动摇。尤其在 6 月 8 日，接得淞沪

① 《五四爱国运动》（上），第 180—181 页。

①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 351—352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9 年，第 1 卷，第 696 页。

护军使卢永祥和上海道尹沈宝昌急电，说上海三罢，“将成大乱，⋯⋯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③10 日，又接天津商会急电，称“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北京政府终于恐慌起来，从 10 日上午开始，到这天深夜，被迫接连三次下达命令，先后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本职。五四爱国运动达到了第一个目标的胜利。

但是，对于这次运动的根本目标——拒签和约，北京政府由于对帝国主义种种顾虑，还是不能接受。6 月 17 日，北京政府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电令巴黎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此举再次激起群众爱国运动的高潮。特别是受害最深的山东人民，6 月 18 日，派出请愿团进京，表示：“不达目的终不返籍，倘政府仍是敷衍，则农人亦将罢耕，以表一致。”接着，北京及全国人民又再一次行动起来，纷纷进行请愿斗争，要求拒签和约。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收到要求拒签的电报达 7000 多通。

月 28 日，为巴黎和约签字之日。中国留法工人和学生即包围中国代表住所，迫使其不能赴会签字。中国代表团在柜签后发表宣言，表示“遗憾”。

惩办国贼，拒签和约，五四运动取得的胜利是史无前例的。而它又完全是中国人民群众斗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在斗争中表现的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和彻底性，也是空前的。尤其是工人阶级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便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使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从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