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政府的朽败

一、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当 19 世纪历史的帷幕即将落下、20 世纪历史的纪元就要揭开的时候， 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以旧式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尽管它发生于 19 世纪最后几年，但却

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行程，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强、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形势下爆发的。它是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护国家主权而进行的一场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也是 19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的反教会斗争的总汇合。

义和团运动首先发生在山东，这决非偶然。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侵略权利的斗争，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个瓜分狂潮首先就是由德国在山东掀起的。1897 年 11 月，德国利用两名传教士在曹州巨野被杀一事，派兵在胶州登陆，并于次年 3 月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强占胶州湾，将山东变成其势力范围，攫取了在山东境内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等特权。英国则起而效尤，强占了威海卫。山东面临着殖民地化的严重威胁。帝国主义分子在修路和勘矿中，大量侵占农田，破坏水路，拆毁房屋，造成数以万计居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因而激起人民群众广泛的不满和愤怒。这种不满和愤怒，在朴素的农民群众的心目中，便被简化为对“洋人”的仇恨，而当时充当帝国主义侵华急先锋的教会和传教士，首先成为攻击的目标。

就山东而言，到 19 世纪末，全省 108 州县中，共有教堂 1300 多处，教

士 150 多人，教民 8 万人，有教会活动的州县达 72 个。这些教会和传教士并非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有的是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甚至出于人道主义办医院，建学校，但确也有些教会和传教士为非作歹，纵容教民，欺压百姓。但是，当时的中国农民和市民没有科学的理论政策指导，对此不可能区别对待，一概将他们作为“罪恶的洋人”予以打击，带有排外主义的色彩。1898 年 10 月 25 日的山东冠县梨园屯有些教民依仗教会势力和官府的庇护，企图强行拆除该村玉皇庙以改建教堂，于是引发了一场当地人民反教会的斗争。这一斗争在赵三多、阎书勤领导下，联合周围 18 村乡民，第一次公开采用义和拳名义，并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啸聚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威大振”，首先焚毁境内天主教教堂，从而揭开义和团运动的序幕。第二年 9 月， 由朱红灯领导的平原人民反教会斗争，同样也是由于当时恶霸教民欺压村民而引发的，他们率领义和拳群众，竖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大旗，活动于恩县、平原、茌平、高唐、长清一带，焚烧教堂，惩处欺压村民的恶霸教民，还在杠子李庄和森罗殿两地，武装抗击前来镇压的清军，因而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此后，山东省的群众纷纷投身到义和团运动中去。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山东的蓬勃发展，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恐惧。他们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各种压力，要挟清政府严厉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的压力，于 1899 年 12 月 6 日，下令罢免山东巡抚毓贤，以袁世凯署理。袁世凯抵达济南后，即发布《查禁义和团拳匪告示》，并派兵残酷镇压义和

团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于是，从 1900 年春起，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就逐渐由山东转移到直隶。

直隶义和团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发生在涞水县。1900 年 5 月， 涞水县高洛村村民不堪教士教民欺凌，“飞帖啸聚定、新、涿、易、涞各州县拳民”，焚烧教堂和数十家教民房屋，并惩处作恶教民，后又“转往定兴县仓巨村，烧教民房十数家”。5 月 12 日，清军分统杨福同率军前来镇压。涞水县石亭村义和拳传帖邀约新城、定兴、容城、房山、涿州、易州各地拳民共数千人，反抗清军镇压，并设伏刺死杨福同。这是义和团运动发生以来影响较大的一次击毙清军将领的事件。5 月 27 日，义和团群众约 3 万人又乘势占据涿州，涿州知府龚荫培，束手无策，遂绝食自毙。于是，义和团运动迅速蔓延到广大地区，甚至向大城市发展。5 月 28 日，义和团还张贴告示， 宣称“义和神拳”的宗旨是“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1900 年春，天津城内已有义和团活动。他们“痛诋洋人，仇视教民”， 张贴匿名揭帖，号召群众抗击洋人，并有“定于三月初一起事，攻打外国租界”之说。5 月，张德成在静海成立“天下第一团”，随之率团进入天津。此后，天津义和团迅猛发展，各处纷纷立坛。

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周围地区的迅猛发展，引起清廷的极大恐惧和震动。如何对待义和团，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军机大臣荣禄、兵部尚书徐用仪以及封疆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则主张镇压义和团，以免引起外国干涉；而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刚毅等人，则主张利用“扶清”的义和团，作为报复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由于戊戌政变后，英、美、日等国或明或暗地支持光绪帝，反对西太后废帝立储，乃至扬言要西太后归政，因而西太后与列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所以，主抚派的意见迎合了西太后的心理倾向，得到了她的支持。6 月 9 日，西太后召集亲信密议， 基本上确定了招抚方针，并调遣董福祥甘军进驻北京城。6 月 10 日，西摩率侵略联军 2000 人左右，不顾清廷抗议，自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发。此后，在西太后默许下，大批义和团群众涌入北京城。由于先前入京护卫使馆的侵略军在各国使馆官员指挥下，在北京街头蓄意挑衅，乃至驱赶、枪击、炮轰义和团和中国居民，激起群众愤慨。于是，从 12 日开始，义和团在北京居民支持下，开始焚烧城内教堂、洋楼和教民房屋。天津的义和团也焚烧城内的天主教堂和洋房。6 月 13 日起，天津义和团攻打租界。6 月 15 日起，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是日午夜，天津义和团也焚烧望海寺旁教堂及马家口教堂。清政府见义和团已成燎原之势，既不能解散，也不能剿杀，只宜招抚，于是，下令对义和团“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①，并责成刚毅、董福祥负责此事。于是，义和团纷纷“至庄亲王府挂号，报到”，“听候转牌调遣”，并在团旗上大书“奉旨”字样，自动接受清廷指挥。6 月 17 日，列强侵略军进攻并占据大沽炮台。消息传到北京，进一步激怒了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6 月 19 日，西太后召集的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并下令各国使臣“于 24 小时内下旗出京回国”。6 月 20 日，义和团配合董福祥所部甘军及武卫中军，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同日，清军虎神营士兵在东单牌楼处，枪杀德国公使克林德。6 月 21 日，清政府正式发布对外宣战诏书，同时明令嘉奖义和团为“义民”，并下令各省督抚“招集成团，藉御外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45 页。

侮”②。在北方各省份，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了顶峰。但必须指出的是，从此以后，义和团运动便开始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尽管它在配合爱国的清军官兵抗击八国联军的侵略中，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悲壮史诗，但同时也不自觉地充当了清政府的工具。其次，自从义和团取得合法地位以后， 随着其人数与规模的急剧发展，其自身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泥沙俱下， 鱼龙混杂”。上至王公贵族、富豪仕宦，下至帮会、流氓头子，争相立坛练拳，挂起“义和团”的招牌。他们逆义和团宗旨行事，或挟嫌报复，对其仇人“任意妄拿”；或借机抢劫烧杀，借端勒索，尤其是利用“灭洋”之旗号， 肆无忌惮地摧毁一切外来的近代文明事物，从而把义和团运动中本来就存在着的愚昧落后的一面推到了极端。因此，可以说，清政府招抚的决定，既把义和团运动推向顶峰，又把义和团运动纳入死胡同。第三，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招抚义和团，只是为了利用义和团声势以发泄其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怨恨和不满，并非真有实力和决心与列强周旋到底。“宣战”诏书颁发后，即遭东南督抚的强烈反对，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拒不奉旨派兵，公开宣称那是“伪诏”，且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互保章程。而护卫京津的清军装备窳劣，素质极差，在侵略联军的攻击下，望风溃逃。在内外压力下，阴诈的西太后很快就转变态度，由“宣战”走向求和。于是， 剿灭义和团，便成为她开脱自己、讨好列强的第一步骤。9 月 7 日，出逃中的西太后正式发布“剿团”谕旨，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 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①结果，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悲壮地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