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列强对中国经济的疯狂掠夺

西方列强掠夺中国经济的手段是多方面的。

首先，通过一系列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大量倾销商品。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同意英国商人的进出口关税由双方“议定”；废除行商制度，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可与任何人自由贸易，并有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屋和基地的权利。随后，美、法两国通过《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获得了同等权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又被迫增开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汕头、镇江、南京、九江、汉口为通商口岸，外国货物一般只抽 5%的进口税，入内地只抽 2.5%的子口税。俄国还获得在库伦、张家口、喀什噶尔等地免税贸易的权利。

1876 年，通过中英《烟台条约》，清政府又被迫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并减低外货税率。以后，英国又通过《藏印条约》和续约，逼迫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进口货物 5 年不纳税的特权。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又被迫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

口岸，允许日本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销往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允许在内地设栈寄存。

大量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协定关税原则的确立，为外国货物的倾销创造了条件。从 1871—1873 年，中国年平均出口 11 亿元，进口 10.6 亿元，出超

4000 万元；到 1881—1883 年，中国年平均出口 10.8 亿元，进口 12.6 亿元，

入超 1.8 亿元；到 1891—1893 年，中国年平均出口虽增至 16.7 亿元，但进

口骤增至 21.9 亿元，入超达 5.2 亿元①。又如煤油，美国于 1878 年向中国输

入 1570 万公升，到 1891—1893 年，已增加到年平均输入 17600 多万公升，从此中国开始了使用所谓“洋油”时代。其他如“洋漆”、“洋钉”、“洋火”等输入，也逐年递增。这些洋货大量输入，使得中国的白银源源外流，加剧了中国财政的枯竭和群众生活的困难。

其次，勒索大量赔款。

巨额的赔款，都是通过不平等条约确定的。例如《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赔偿鸦片费、军费 2100 万元；《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法分

别赔偿白银 800 万两；《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偿白银 2 亿两。后

来归还辽东半岛时，又勒索白银 3000 万两。

除以上主要赔款外，各强国还巧立名目，千方百计地进行勒索。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在广州勒索赎城费 600 万元，在宁波勒索犒军费 120

万元，在江宁勒索犒军费 300 万元，另外还勒索赔偿英人损伤费 66 万多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分别勒索抚恤费白银 50 万两和 20 万两。1874 年

日本派兵侵扰台湾，还向中国勒索赔款白银 50 万两。

随着传教士的增多、教堂的建立和各地反洋教斗争，列强还从所谓“教案”中勒索了大量赔款。如 1870 年“天津教案”发生后，英国勒索赔偿费白

银 48.7 万多两；1886 年“重庆教案”，英、法、美三国勒索赔偿费白银 23.5

万多两；1891 年“宜昌教案”，英、法、美三国勒索白银 17.5 万多两；1897

年山东“巨野教案”，德国勒索赔偿费白银 22.5 万多两。

在 1842 年以后 60 年间，仅中国对各强国的主要赔款，就约折合 195300

万银元，相当于 1901 年清政府国库收入的 16 倍、全国工矿总资额的 82 倍。这样巨额的赔款，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沉重负担，而给列强增加了巨大财富。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赔偿的 23000 多万两白银，就相当于当时中国国

库收入的 3 倍。如按当时日本 1 亿人口计算，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白银 2.3 两。日本正是利用这一笔巨额赔款，加速了军事和工业的发展。后来它在中国设立的许多工厂，也是利用这笔赔款创办或发展起来的。

其三，控制中国的海关。

在鸦片战争后，除粮赋和盐税两大项外，海关税收越来越成为清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这项收入很快为西方列强所把持。1853 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捣毁了清政府设在上海租界内的海关。由于列强的阻挠，这个海关恢复困难。苏松太道兼上海海关监督吴健彰，第二年与英、美、法领事签订协定，聘请外国人担任上海税务司。按照这个协定，由英法美各一人组成上海的关税管理委员会，开创了中国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的殖民地制度。几年后，这一制度推广到全国，原任上海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被清政府任命为总税务司。1863 年，由英国人赫德继任，他担任这一职务 45 年之久，一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64 页。

直到 1909 年。

西方列强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中国的对外赔款要从海关收入中扣交，外国的各种勒索和清政府向各国的借债，一般要由关税收入支付。因此，外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实际上起着监督中国海关收入，以保证对外赔款、借债及各种勒索如期偿付的作用。

赫德及其任命的各个海关税务司，由于把持了中国的海关，不但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清政府的一部分财政，还在很多事情上左右了清政府的外交、军事、政治及人事。正如改良主义者陈炽在《庸书》中不指名地批评所说：“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糜工资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偶或侵之，颠蹶立至。⋯⋯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①

其四，建立银行，高利借贷，控制中国的金融。

西方列强在中国设立银行，不平等条约上并没有规定，因此并没有条约根据，完全是它们凭借在中国的特权设立的。这些银行主要有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等。

这些银行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中国发放高利贷款，操纵中国金融。如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上半期，汇丰银行先后对清政府贷款

2900 万库平两，占 1894 年以前清政府全部外债 4600 万库平两的一半以上，

其中百万两以上的大宗借款，即多达 14 起。甲午战争后，各国银行为了从经济上控制中国，争相向中国发放贷款。在《马关条约》订立后的四年间，清政府为交付赔款七次向外借债，其中数额最大的有：1895 年的俄法借款，1896年的英德借款和 1898 年的英德续借款，每次债款额都是白银 1 亿两。

外国银行从这些对华贷款中，获取了高额利润。如俄法借款到 1934 年还清时，银行所得利息超过所付本金 130.2%；英德借款到 1934 年还清时，银行所得利息超过所付本金 152.7%；英德续借款到 1934 年止，所得利息已超过所付本金 164.8%①。仅这三笔借款，就使对日 2.3 亿两的赔款，一下子变成了对俄、法、英、德的 7.5 亿两的外债。这样，西方列强就通过开设银行和借款，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其五，在中国开设工厂，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

从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外国资本就开始在中国设立工厂。开始主要是

船厂，后来逐渐扩展到各个领域。据历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统计，在 70

年代上半期，外资在华企业有 340 余家，洋商 3000 多人；到 90 年代上半期，

外资企业已增至五百数十家，外商增至九千数百人。在甲午战后的 5 年间，

各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达 933 个。这些工厂，掠夺了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

列强在中国设立的这些企业，垄断了很多行业，如进出口贸易、航运和某些制造业等，压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例如航运业，美国 1862 年在上海设立的旗昌轮船公司，很快垄断了长江上的航运。英国的太古公司、怡和公司后来居上，成了垄断中国沿海和内地航运业的主要力量。在这些公司的垄断下，中国的民族航运业始终没有得到发展。

其六，疯狂地进行抢劫和掠夺。

① 陈炽：《庸书外编·税司》卷上，第 14 页。

① 徐义生：《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外债》，《经济研究》1957 年第 4 期。

直接进行抢劫和掠夺，也是各国侵略者搜刮中国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就在厦门掠夺官库 2 万元，还变卖其它财物；

在舟山变卖财物 3.5 万多元；在镇海变卖财物 6.5 万多元；在宁波掠夺官库

银元、铜元共值 28 万银元，变卖财物近 1.6 万元；在镇江掠夺官库 7 万元，

只此 5 处就抢走 63 万多银元。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以后，更是大肆烧杀抢掠，仅在圆明

园抢走的财富就不计其数，其中一个法国团指挥官抢走的珍宝，值 80 万法郎

以上。法军统帅葛罗供认：他手下参与掠夺的士兵，每人“口袋里都有 2 万、

3 万、4 万，甚至 100 万法郎”。后来他们在天津拍卖的一部分贵重物品，高

达 3000 万法郎以上。英国陆军军官赫里斯抢到的珍宝，装满 7 大筐。英军头

目戈登供认：他们离开圆明园时，军中每个人都获得 45 磅以上的掠夺品。英军运载掠夺物品的车队，足有两法里（法国里程）长。对于拿不走或来不及拿走的贵重物品，他们竟全部毁坏。据在场的英军书记官斯文侯回忆说：“法人手持木棒，遇珍贵可携者则攫而争夺，遇珍贵不可携的如铜器、瓷器、楠木等物，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这些强盗在大肆抢劫和破坏之后，竟放火焚毁了这座人类艺术的宝库——“万园之园”。当时一个参加焚园的侵略分子记载说：大火点起之后，“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及其中收藏的“历代富有皇家风味和精华的物品，都付之一炬了。以往数百年为人们所爱慕的崇物杰作，不复能触到人类眼帘了”。随着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他们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和科学技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落后的封建经济的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是，它们对中国的疯狂压榨和掠夺，也使中国的财政经济更加困难，压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并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使大批群众破产失业，流离失所，生活更加穷困。

各国列强勒索的大量赔款等，清政府都把它们转嫁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头上。早在鸦片战争后，马克思就在《中国的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 “中国在 1840 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①

这种情况，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深，越来越严重和突出。例如山西省从 1896 年开征烟酒税，到 1900 年，全省人民每年负担的这两项捐税达 20

余万两。四川巴县新增加的苛捐杂税即所谓“新捐输”，每年 1.9 万两至 3.3

万两，加上“常捐输”岁银 1.5 万两至 1.7 万两，“较正供几近十倍”。山

东巨野县的赋税，到 1900 年间便增加两倍。因此，清政府实际上变成了外国列强的税吏；而中国人民则成了供养列强的纳税人。

外国货物向中国的大量倾销，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成批设立，还使无数的中国人失去了传统的谋生之道，许多行业纷纷破产。例如外国轮船公司对航运的垄断，就使许多船夫和与此有关的人失业。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光绪元年（1875 年）就说：外国“轮船入中国，而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 页。

之红单船全失其利。侵寻而及内江，自汉口以下，各船废业者逾半。”②又如大量洋货的输入，使中国的传统手工纺织业等逐渐减少，甚至废弃。正如郑观应所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工生计，皆为所夺矣。”③

在这种情况下，一遇灾荒，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无法生活下去。在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间，许多省份发生严重的水旱灾，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如 1896 年湖北发生大水灾后，张之洞在电奏中说：灾民“饥寒交迫，⋯⋯多食草根、树皮、观音土，惨不忍睹，以至饿殍枕藉”①。1897—1898 年江苏北部发生大水灾后，“饥民数十万，灾区数十县，颠沛流离，死亡枕藉”，“沿途售儿女者纷纷”②。

从以上可以看出，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