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与国民党分化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浪潮，同时反对蒋介石误国害民的反动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各地苏维埃政府和随后不久成立

① 中国抗日战争展览馆陈列资料。

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多次作出决议，发表宣言，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群众发动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共特别强调要在东北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组织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严重打击。这些主张对全国抗日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这时中共中央已处在王明“左” 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之下，党中央没能把握住“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阶级关系急剧变化这一基本事实，因而也就没能制定和实施适应新形势的政策和策略。

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侵略下的东北各地，抗日运动首先兴起。各地各业工人纷纷举行反日罢工，或以破坏铁路桥梁、袭击敌人军车等办法，打击日本侵略者。各界群众积极进行抗日宣传。1931 年 11 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代理省长兼军队总指挥马占山率部抗战，重创敌军。1932 年 2 月初，为阻止日军北攻哈尔滨，东北军 22 旅旅长赵毅率部进行双城阻击战。接着，24 旅旅长李杜等率新组建的吉林自卫军进行了哈尔滨保卫战。这些战斗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显示了中国爱国官兵不甘忍受日本侵略的斗争精神。

在东北，具有更大声势的是普遍于各地的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义勇军的名称不一，主体仍是东北沦陷前后重新组织起来的东北军旧部，另有由民间秘密会社和地主武装组成的，也有由土匪武装改编的，称作山林队。不少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义勇军的武装斗争。“九一八”后的 1 年多时间中，

义勇军遍布白山黑水之间，人数达 30 万。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曾给日本侵略者以重大打击。但义勇军成份复杂，领导不一，既不依靠人民群众，又不互相配合，结果，到 1933 年便基本被打散。

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抗日救国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斗争高潮。各界群众的抗日救国大会不断召开。工人举行抗日大罢工，组织救国会、义勇军等抗日组织。学生开展从罢课、集会、游行、发通电，到请愿、示威、成立抗日团体等多种形式的斗争。出于爱国激情，请愿和示威的学生甚至殴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和代理行政院长，捣毁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学生们还当面逼迫蒋介石“北上”，发起“送蒋北上抗日”的运动。1931 年 12 月17 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制造珍珠桥惨案，对汇集南京请愿抗日的学生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但是，人民群众的反抗怒火是遏制不住的，惨案发生后，各地纷起抗议。上海学生、工人和市民举行了有 10 万人参加的抬棺游行。

“九一八”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们要求抗日、停止“剿共”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许多工商业者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掀起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舆论的报刊，如《申报》、《国闻周报》、《大公报》等，纷纷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的误国政策，要求当局“改弦更张”。1932 年 1 月 18 日《国闻周报》发表《我们的希望》一文，要求国民党“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以对外的‘涵养工夫’来对内”，“以对内战争的‘勇猛精神’来对外”；“以对外‘维持邦交’之精神来对内”，“以对内狡猾之手段来对外”。《申报》连续发表评论，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不少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表文章，呼吁“举国一致，共赴国难”， “立息内争，共御外侮”。有的还提出建立“国防政府”以集中人才的主张。这些情况表明，在日本大举进攻、亡国危险迫在眼前的形势下，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也提出非议，

甚至进行抵制。冯玉祥、李烈钧、程潜等通电全国，要求当政者“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误”，“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复东北。”继黑龙江马占山江桥抗战之后，1932 年，19 路军和第 5 军进行了上海抗战。

由于抗日浪潮的冲击，同时由于国民党的派系争斗，1931 年冬国民党的统治一度陷入危机之中。

“九一八事变”后，处于严重对立的宁粤两方，在“共纾国难”的口号下，开始举行谈判，并于 10、11 月间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决定先由宁粤两方各自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按规定的数额分别选出中央委员，然后至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讨论处理双方提案，改组政府；待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行取消。于是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和广州分别举行，但广州“四大”又分裂为广州胡汉民派和上海汪精卫派，广州方面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在这样形势下，蒋介石被迫决定再次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

12 月下旬，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

9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蒋、汪、胡 3 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张继、伍朝枢、戴季陶、于右任分别为立法、司法、考试、监察院院长。由此实现了国民党各派政治权力的均衡。1932 年元旦，林森、孙科就职，广东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取消。

但是，国民党表面上的统一，并未解决其危机。三个重要人物，蒋介石已辞职返回奉化，胡汉民和汪精卫滞留香港，这使国民党失去了权力中心。按新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已是“不负实际责任”，而“负实际责任”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仍然操纵实权的蒋系人物的掣肘，负不了实际责任，以致南京政府连日常开支都难以维持，中央政权几乎陷于瘫痪。孙科只得吁请蒋、汪、胡入京主持一切。

蒋介石决定拉汪排胡重新出山。1932 年 1 月中，蒋、汪在杭州会谈，达成权力分配协议，由汪主持内政外交，蒋负责军事。1 月 28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批准孙科辞职，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同时决定重设军事委员会，统管全国军事，并推举蒋介石为委员长。蒋汪携手，使国民党统治从危机中走出，同时也使其“安内攘外”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1932 年春的上海抗战，曾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推向高潮。淞沪协定

后，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下，抗日救亡运动一度消沉。到 1933 年，由于日本侵略势力向热河和关内的扩张，抗日运动又复兴起来，并有新的发展。

首先，是全国要求抗日民主的呼声高涨。

1933 年 1 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

各地工人、学生、工商界、爱国华侨、宗教团体纷纷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主张出兵抗日。国民党军队一些将领也“请缨抗日”。舆论界要求国民党迅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王造时“忠告”政府“安内必先攘外”，“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益世报》发表社评说：从民族观念的立场，“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表示退让”。政府“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产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丁文江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要求蒋介石“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

商量休战”。这些言论表达了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停止内战的强烈愿望。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 1932 年 12 月正式成立后，为推动当时的民主运动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1933 年 6 月，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但同盟仍然进行活动。

1934 年 4 月，中共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由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许多人签名发表。纲领提出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的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 6 项主张。5 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在上海成立，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正义要求。

其次，是国民党军队抗日情绪的增长和国民党阵营分化的加剧。

1933 年 1 月日军进攻山海关时，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是为长城抗战之始。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压力下，亦不得不进行有限的抵抗。从3 月起，国民政府相继调动 6 个军 36 个师的兵力，抗击日军两个师团 23 个

旅团和 5 万多伪军达两个多月，给日军以打击。3 月 9 日，宋哲元部奉命夜

袭被日军占领的喜峰口，用大刀砍杀日兵 500 人，又连续夜袭敌营，取得战果。冷口方面的商震部、古北口方面的王以哲部和中央军徐庭瑶部，也都对进犯的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多次指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主张对日抗战，收复失地。 1933 年 5 月 26 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们分任总司令、前敌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同盟军成立不到 1 个月，即发展到 10 万人。吉鸿昌率军分三路展开察北抗战，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将日伪军完全赶出察省。接着，同盟军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国土。但是，由于日军遭到沉重打击而企求停战，蒋介石为继续“剿共”亦求与日妥协。于是蒋决定结束长城抗战，破坏同盟军继续抗战的活动。国民党政府派 15 万大军进逼察省，包围张家口。冯玉祥被迫离开张家口。同盟军一部投奔陕北苏区，中途失败，一部由吉鸿昌、方振武率领改名为抗日讨贼军，奋战于热河、长城一线，9 月失败。方流亡国外，吉到天津转入地下进行抗日工作，11 月被捕牺牲。

“一二八”上海抗战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与红军作战。由于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愈益不满，并受到工农红军的影响，十九路军走上了抗日反蒋的道路。1933 年 11 月，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及该军前领导人陈铭枢，联合国民党内以李济深为首的一部分反蒋势力及第三党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协定。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及其宣布的政治经济主张，代表了中间阶层的愿望和要求，是国民党营垒的又一次分裂。他们把本来对着红军的枪口，掉转过来，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是一种革命的举动。蒋介石对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采取了武力进攻与收买分化的策略，中共和红军在“左”倾路线指导下，对十九路军没有给予必要的援助。至 1934

年 1 月，福建事变便被镇压。

第三，是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

1933 年春夏以后，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从自发的抗日义勇军斗争为主的阶段，发展到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为主的阶段。1932、1933 年间，中共领导建立了磐石、东满、珠河、密山、宁安、汤原、饶河、巴彦

等多支抗日游击队。随后，各地游击队陆续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或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1936 年 2 月，东北各抗日部队发表统一建制宣言，宣布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抗联共编成 11 个军，并先后组成第一、二、三路军，分别由杨靖宇、周保中、张寿篯（即李兆麟）担任总司令或总指挥。人数最多时有 3 万人。①抗联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一方面是人民的抗日运动在发展，另方面国民党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外交也在发展。1934 年 4 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发表声明，狂妄地表示日本是中国的保护国，不许他国援助中国，也不许中国与他国发生不利于日本的往来。对这个狂悖的天羽声明，国民党政府不予驳斥，而是哀求日本的谅解。1934 年 7 月至 1935 年 1 月，华北与伪满洲国实行通车、通邮，并在榆关设税关，这等于变相承认了“满洲国”。1935 年 5 月发生“新生事件”。本月 4 日出版的《新生》杂志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了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也涉及到日本天皇。对此，日本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的罪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查封《新生》周刊，惩办杂志主编、文章作者和负责图书审查的官员。国民党政府完全接受日方无理要求，查封了杂志，判处主编杜重远 1 年零 2 个月徒刑，并在处理此事件期间，

于 6 月 10 日发出“邦交敦睦令”，声言对违背中日“邦交”者，“定予严惩”。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也电告各地，“取缔排日运动”。此后报刊严禁出现“抗日”字眼。国民党的屈辱妥协外交，并没有使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侵略步伐，1935 年华北事变发生。